讓人性自由舒展-試析王安憶文學創作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構與
摘要：當代女作家王安憶關注人性自由舒展，她質疑儒家“仁義”學說，大膽顛覆舊的道德規范，張揚女性意識，解構封建家長制權威。通過對傳統文化的一系列反拔與解構，表達她有關文化與人性的理性思考。論文關鍵詞：王安憶；傳統文化：思考
當代女作家王安憶自1984年的美國之行經受中西文化強烈撞擊后，開始理性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她以1985發表的(小鮑莊》為開端，相繼推出《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以及《崗上的世紀》等反響巨大的佳作。她以人文關懷視角，剖析著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悖于人性自由舒展的因素，解構了“仁義”古訓，張揚了女性主體地位，鞭撻了封建家長制權威。她的創作也因此日益成熟，由自發寫作進入到自覺寫作，是新時期以來文學界最受矚目的作家之一。
一、質疑封建倫理核心。解構“仁義”學說
孔子講“殺身成仁”，孟子倡揚“舍生取義”，“仁義”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有關封建倫理的核心內容。王安憶在她的小說創作中多次涉及這一話題。特別是在她那被譽為尋根文學代表作的《小鮑莊》里，這一千百年來的道德禮儀規范頗令人深思。小鮑莊里的人口口聲聲標榜“仁義”，而實際上人的自主、自由、尊嚴卻倍受踐踏。撈渣幼小的生命一降生就遭到忽視；小翠子活潑開朗的天性很快被壓抑；拾來與二嬸的自由結合，加上外來人的身份遭到全村人乃至孩子們的仇視與欺侮；鮑秉德的女人因不孕而常招丈夫毒打……自以為恪守仁義遺風的人們處處施暴而不自知，一個個披著“仁義”大善的外衣公開實施著人性的惡，輪番上演著一場場扼殺人性的悲劇。王安憶用作品中一個個人物遭遇的命運解剖著人們對“仁義”古訓的背道而馳，頂禮膜拜仁義的小鮑莊人根本就沒能做到真正的仁慈。在她的另一篇小說《香港的情和愛》中，王安憶再一次表達了對“仁義”的虛偽奉行。小說中的老魏與逢佳決定分手之際，勸她到澳大利亞后找中國人，認為外國人有愛，我們中國人有義。說“愛這東西不如義，中國能有幾千年的文明，全是一個義。愛只是小善，義，卻是大善，愛只對人的，義卻是對道理的，你說誰大誰小?愛其實是最不講信用，只要說一聲愛，什么萬惡的事情就都有了原委，連良心也交代了，而義卻是篤信篤誠，沒有空子好鉆，也沒有便宜占，那些白種人，愛得你死去活來，把你比作耶酥的母親，可是去吃漢堡包，還是各付各的帳，我們中國人，憑著一份義都是可以送上命的。”“義”被老魏賦予如此之高的評價，可這個香港人作為一有婦之夫，在外與逢佳逢場作戲、始亂終棄，他夠不夠仁義，是不言而喻的。他幫她出國但要“用她生命中最寶貴的三年”，這種合約是建立在踐踏年輕女性人格尊嚴基礎之上的，充分暴露了他對他所推崇的“仁義”的虛假奉行。一如小鮑莊那里的“言”與“行”的極大反差，最崇拜“仁義”者行的多是不仁不義之實，且都沒有自我覺察和絲毫的自我反省，這不能不說是對“仁義”的一大諷刺。筆者認為，王安憶文本中似乎并不認同“仁義”的死守，這從她的小說《文工團》中不難發現，文工團曾經招一小男孩演李玉和，男孩長大后一變聲就沒使用價值了，可團里沒把他退回去，而是另外安排到舞蹈隊。“我們團從來，從來也不會拋棄不幸的孩子，盡管他窮途末路。像市歌舞團那樣，將人招來又打發出去的事我們團是不會干的。這就是從一個舊戲班沿襲下來的文工團的仁義之道。”而文工團興之所致招來的男女，“這些孩子特別忠實于我們團交付于他們的命運，從沒動念要在我們團之外尋求。”曾經走到一起，從此就不離不棄，團里辭退員工或員工辭職離團似乎就是種不“仁義”行為，這種不顧實際情況的維持原狀，既不利于個體的合理發展也無益于整個團隊，如此的“仁義”只會是制約彼此發展的羈絆，所以她筆下所寫文工團的命運并不樂觀，它急劇下滑，無望振興。僅僅為了互不相棄，而捆綁在一起，這種忠實履行但不管后果的“仁義”行為，和那些徒有虛名的“仁義”學說一樣無疑都令人深思。王安憶以人文關懷的視角，尊重每一個個體生命的自由成長、平等生存和合理發展，對打著“仁義”招牌行不仁不義之實的行為，對恪守仁義之道卻置真正的發展要義于不顧的觀念，均予以了大膽質疑和有力的解構。 二、打破傳統道德規范，張揚女性意識
王安憶審判著幾千年封建文化的合理性，大膽顛覆傳統道德規范中扼殺人性的因素，張揚女性生命欲望。長期以來，受極左禁錮的語境因襲著封建文化中那種重視社會性、輕視性的傳統人性觀，愛情被列為文壇禁區，性被視為人性之淫惡，人的自然屬性被極度壓抑。1986年4月至9月，她一連發表《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這“三戀”，從人的生命本體價值的角度對“性”予以肯定，細膩刻畫生命原欲與文化制約的沖突，在當時文壇引起震撼。王安憶可說是當代首位把性愛當作目的來寫的作家，她認為：“要真正地寫出人性，就無法避開愛情，寫愛情就必定涉及性愛。而且我認為，如果寫人不寫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現人的，也不能寫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個嚴肅的、有深度的作家，性這個問題是無法逃避的。”《小城之戀》敘述人的自然性在文化規約極度壓抑下導致的內心極度不安。被社會規范同化了的個體，內心與本性不一致時所表現出的自責矛盾和痛苦，使小說通篇籠罩在一種社會道德規范的深重制約之中，他與她，男未婚，女未嫁，身份問題的尷尬，道德良心的不允，性歡愉的短暫與空虛，使他們有著不可言說的難堪，轉而成為罪惡感的不安，內心的自我審判與聽任本能的自我釋放構成兩極對抗，巨大的罪孽感使他們深陷放縱和懺悔的惡性循環中難以解脫。“傳統觀念中，女性充當‘母親’的權利為社會文化所認可，但是，女性的性欲這一同樣真實的權利卻時常為社會文化所否決。女性的性欲只能是和生育聯系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附帶部分，女性單純的性欲是不潔的，甚至是有罪的。父權制社會壓制女性性欲，那些觸犯父權制社會的性戒律的女性無一不受到了野蠻甚至毫無人性的摧殘。”王安憶通過男女兩性的關系拓進人性的復雜層面，尋求真正意義上的人性自由和生命權利、平等與公正。她關心女性的現實生存，“三戀”和《崗上的世紀》彌補了以前作家們取消女性欲望的局限，彰顯了女性生命意識的覺醒。她從肯定女性欲望的主體地位出發，對兩性欲望的表達呈現出和諧與美的性質。她的《妹頭》則反撥傳統的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等性別價值觀，父母為兒子留在上海而讓妹頭去杭州時，小說多次提到妹頭根本沒生氣，并指出大城市里仍有這種陳腐風氣。可見，從女性生命意識的涌動到平等地位的爭取，傳統觀念中凡針對女性的不公平處，作家都進行了深刻而全面的觀照，并予以了全面而徹底地顛覆。她的作品多以女性為主人公，從《崗上的世紀》到《妹頭》等小說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顯而易見地多具“硬性”，遠比男性強大，在《紀實與虛構》里，就表達了那個家族一連幾代都是女性在支撐著家。所有這些都表明，王安憶已經大大超越了那種視女性為男性附庸、僅處于從屬地位的傳統性別價值觀。
三、鞭撻封建家長權威，體現人文關懷
儒家傳統文化要求賦予男性長者以絕對的權威，王安憶審視并看破了這種權威的管制與服從、畏懼與壓抑、傳統禮教的規范與自覺遵守，敏銳地捕捉到傳統的封建家長制對正常人性的扭曲。《姊妹們》里男人都以打自己女人來獲得征服快感，《荒山之戀》里祖父可以任意用拐杖毆打兒媳。即使內心存有溫情，也刻意加以掩飾，不善于也不屑于流露對子女的愛。《傷心太平洋》里小叔叔看“我”父親演《日出》，“我”父親在臺上“明明看見了他卻裝作看不見，可心理卻得意無比。他從來不正眼看小叔叔一下，為保持他兄長的尊嚴，這種作派是爺爺的傳統。”王安憶解構著父兄形象的神圣崇高和神秘恐怖，揭示封建家長為維護權威形象而刻意制造假像的心理。“爺爺其實最愛父親，可是他卻是使父親變成最不開心的孩子。”因為“他特別羞于流露他的親子之情。”父親去大陸時，爺爺偷偷去碼頭送。“我父親不回家的日子，他天天等他回家；等他到家，卻作出視而不見的樣子，依然罵不絕口。”父權社會里，男性長者為一家之主，擁有絕對威嚴和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們神情嚴肅，以示權威。作家開掘這些行為的動機只為執著地體現秩序化功能和“代”際標志，表達了正常人性在這種傳統文化習慣壓抑下的被扭曲。她在《荒山之戀》里，通過大提琴手的怯弱性格形成及其生存困境，折射出封建家長制傳統權威下導致的男性人格意志的稚弱。對封建家長制權威桎梏下造成的親情淡漠、人格成長焦慮，王安憶進行了有力的鞭撻，她關注人的健全、正常，體現了一個傳統知識分子所具有的人文關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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