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語義學對現代漢語詞匯研究的影響

時間：2024-09-03 12:38:11 語言文學畢業論文

西方語義學對現代漢語詞匯研究的影響

　　在歐美語義學發展的不同時期中，對現代漢語詞匯研究影響最大的當屬結構語義學，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西方語義學對現代漢語詞匯研究影響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西方語義學對現代漢語詞匯研究的影響

　　“語義學”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國語言學家提出來的，從“語義學”作為一個術語在學術論文中公開發表以來，語義學在西方已經有了一百余年的歷史。而在現代漢語的研究中，有關語義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已有的有關語義的一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語義學的影響。在20世紀，現代漢語中有關語義的研究更是帶有西方語義學的印跡。因此，本文旨在探討中西方語義觀的差異，以及西方語義學中可以為現代漢語的語義研究所利用、已經被現代漢語的語義研究所吸收、以及能夠進一步吸收的方面。

　　一、中西語義觀的差異

　　西方，早在柏拉圖時期，就有了關于意義的探討和論述。柏拉圖認為“以語言為載體的文學藝術是‘影子的影子’，現實世界是模仿理念世界的，而以語言為載體的文學藝術則是模仿現實世界的”。亞里士多德以“我愛我師，但我更愛真理”的精神批評了柏拉圖的觀點，認為“以語言為載體的文學藝術是再現現實的產物，是以客觀存在的外部世界為參照的直接再現”。

　　通過二者的表述，我們不難發現柏拉圖的觀念強調和重視“理念”，可以稱之為“理念觀”，而亞氏的理論則重邏輯，重形式。

　　而在古代中國，有關“意義”的觀點也層出不窮。早在先秦時期，著名的語言學家和哲學家就有了關于“意義”的討論:例如《左傳》中有關“詩言志”的說法，孟子的“以意逆志”，荀子的“心合于道”，墨子的“言有三表”，公孫龍子的“指物論”與“名實論”。到了魏晉時期，“寄言出意”、“得意忘言”，陸機《文賦》中有著名的“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從中可以看出，古代中國有關意義的討論強調“心”和“意”，而西方傳統的觀念則重視“物”。

　　此外，在“意義是否可以窮盡”這一問題上，中西方的傳統語義觀有著截然不同的主張和看法。

　　早期西方學者認為意義是可以窮盡的，因此可以進行分析。而中國傳統的語言學家則認為意義是混沌的，很難進行切分，意義很難言說清楚。而中西方在語義觀上的差異一直影響了后來中西方對于語義學的研究思路和發展過程。

　　二、西方語義學的系統觀對現代漢語詞匯研究的影響

　　在歐美語義學發展的不同時期中，對現代漢語詞匯研究影響最大的當屬結構語義學。索緒爾所開創的結構語義學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結構主義思潮。結構語義學的主要貢獻有三:區分了共時和歷時;區分了語言和言語(樂章和演奏);認為語言是一個符號系統，該系統包括語言的前后成分的組合關系(句段關系)和不同成分之間形成的聚合關系(聯想關系)。而從本質上看，結構語義學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為一點，即系統的觀念。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曾把語言比作下棋的比喻:“每著棋都會對整個系統有所反響，下棋的人不可能準確地予見到這效果的界限。

　　……一著棋可能使整盤棋發生劇變，甚至對暫時沒有關系的棋子也有影響。”

　　結構語義學有關系統的觀念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著世界語義學的發展。其中，語義場理論的影響最大。這一理論對中國語義學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其實，在中國傳統語言學中，有關系統的意識早已有之，早在《爾雅》、《方言》、《釋名》中就有同類詞的聚合。《爾雅》按詞的義類編排詞匯體例，把2000多個詞條分成19篇。除前3篇外，其他均按類別進行類聚。在每一篇內部，詞語的類聚方式又不盡相同，既有同類詞的簡單類聚，又有同類詞的比較辨析。雖類聚方式不同，但其實質則相同，即都認為語言是一個系統，系統中的詞與詞之間有一定的關系。

　　我國第一本字書《說文解字》，從其編排方式來看，以形旁為綱進行的類聚。而同部字有時是同物類的類聚，如:玉部:瑾、瑜。(瑾瑜，美玉也)。瑂、琂、璒。(石之似玉者)。有時是對物的某一特征的描述。如:玉部:球、玲、玎、瑣、瑝。(玉聲也)。有時是同類動作行為的類聚。如:玉部:玩(弄也)。理、雕、琢。(治玉也)。有時又有近義詞的辨析。如:璧(瑞玉圜也);瑗:(大孔璧);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這種編排方式具有明顯類聚特點。

　　此外，在中國古代的經典典籍中常常散見同義詞的辨析。在中國古代的音韻學領域，系統的觀念也暗含其中，例如對反切上字的系聯。同樣，古代學者對同源詞的系聯也體現了系統的觀念。清朝著名學者章太炎有明確的詞族觀念，并試圖以“語根”為線索，系聯同源詞。

　　而到了現代，西方語義學領域有關系統的觀念也深深影響了中國現代語義學。加之中國傳統語言學中有關系統的意識的積淀，這種影響就毫無阻力地進入了中國現代語義學。在中國，王寧、蔣紹愚、賈彥德、劉叔新等學者都對語義場理論有一定的貢獻。其中以王寧的理論最為系統。

　　王寧對語義場理論的借鑒和發展主要應用于古代漢語詞匯的研究，其理論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對詞語類聚的分類、對語義場密度的測查、對詞義對立關系的測查、對詞義相關規律的測查、對意義元素的分類測查。詞語類聚，有三種方式:一是同類類聚。《說文·酉部》:醒、酣、醉、、酖、酲、酗。是古人對飲酒后產生的各種生理反應的觀察。二是同義類聚。《說文·言部》:言、語、議、論、說、辯、訓、講、謁。

　　這是有關言語的同義義場。三是同源類聚。有時需要系聯。《釋名》:涇、徑、脛、頸、經。都有直而長的意思。這種分類方式可以說是對古代漢語詞匯的整理提供了思路，也將系統的觀念應用于古代漢語詞匯的事實中去。對語義場密度的測查，是在語義場理論基礎上的發展和創新，可謂是“發前人所未發”。例如，牛在《說文解字》中以歲齡分的詞有4個，以毛色分的詞有11個。而在漢代以后的常用詞里，密度減少。這種密度的測查對了解不同時代的語義系統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是一條可行的途徑。

　　對詞義對立關系的測查。這是在查明詞匯的語義系統以后，對詞與詞之間的關系進行的分析和比較。通過詞與詞之間在某些特征上的比較來進行詞義深層內涵的挖掘。例如:“煎”、“熬”與“煮”的區別在于“煮”是帶汁的，而“煎”、“熬”則是不帶汁的。

　　對詞義相關規律的測查。這是對詞匯的歷史演變觀察的結果。例如在“變化”的語義場中，可以發現以下這種現象:化(變化)———訛(誤差)，過(超越)———過(錯誤)，作(初創)———詐(欺騙)，為(作為)———偽(虛假)。由此可見，這些詞在意義的引申發展過程中，都有相似的變化規律，都由“變化”義引申出了“差錯”、“欺騙”義。這種系統的觀念關注詞匯的歷時變化，對現代漢語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對意義元素的分類測查。提出通過歸納類別的方法，對古代漢語單音詞的意義元素進行定量測查的構想。這可以說是語義場理論的發展，同樣也是語義場理論的中國化。

　　蔣紹愚對語義場理論的借鑒和發展，主要體現在借鑒語義場理論的原理，以詞所在的語義場變化與否來判斷詞義的變化類型。如:湯，在古代是指熱水，與“水”處于同一個語義場;而“湯”在現代與“飯”“菜”處于同一語義場，因此，屬于詞義的轉移。這一研究成果有別于傳統的對詞義變化方式的認定，其研究思路具有科學價值。

　　賈彥德對語義場理論進行了分類，試圖將現代漢語的實詞甚至虛詞系統進行整理。他把語義場分為10種類型:(1)分類義場，如:海軍、陸軍、空軍。(2)部分義場，如:大腿、小腿、腳。(3)順序義場，如:春、夏、秋、冬。(4)關系義場。如:教師、學生。(5)反義義場。如:動、靜。(6)兩級義場(可有過渡帶)。如:老、少。(7)部分否定義場。其中又包括二元部分否定義場和三元部分否定義場，前者如:必然、可能;后者如:輸、贏、平。(8)同義義場。如:父親、爸爸、爸、爹。(9)枝干義場。

　　如:拿、端、提。(10)描繪義場。如:濕漉漉、濕淋淋。

　　劉叔新對系統觀念的借鑒主要體現在“同語素族場”的提出上，他把含有同一語素的雙音詞進行了歸類。例如:“考”可以分為“考1”(考查知識或技能的方式)，如:考試、考場、考官;“考2”(檢查):如:考察、考勤、考核;“考3”(推求、探究)如:考古、考據、考訂。劉叔新的做法其實是對語素的不同義位的歸納和概括。

　　西方語義學的系統觀對中國語義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它改變了人們對語言整體的看法，讓零散的語言要素統一在一個系統之中。它也使得人們開始用系統的觀點來看待語言的歷時演變和共時影響。自結構語義學傳入中國之后，中國語義學深受影響。中國語義學不僅繼承了系統的觀念，而且還擴大了該方法論的應用范圍。在西方語義學中，系統的觀念主要應用于對共時現象的描寫，而中國語義學將其應用于歷時語言現象的分析和描寫，這對于挖掘古代語言現象的規律，揭示語言演變的內因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也有助于加深古代漢語的研究。

　　三、西方語義學的分析方法對現代漢語詞匯研究的影響

　　西方傳統的語言學認為語義是可以窮盡、可以切分的。西方語言學家也一直致力于對意義進行切分和剖析。在結構語義學繁榮的時期，西方語言學家借鑒語音分析的原則，提出了“義素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又稱“成分分析法”。最初這些分析方法應用于親屬詞，后來不斷發展，廣泛應用于普通的詞義。20世紀60年代的義素分析成果用來為轉換生成語法提供語義特征，很快受到現代語義學的重視。

　　由于該理論多采用二元對立的分析方法，因而能使釋義達到形式化，也能夠使語義描寫形式化，有利于計算機輸入，可以說它使得人們對詞義的認識由感性上升到理性階段，是分析方法上的突破。該方法還能較清楚地說明詞義的結構，分析出同義詞、近義詞、反義詞在詞義上的差別，有利于語言教學。我們可利用義素分析說明句中詞與詞的搭配在語義上應受的限制，是檢驗詞語搭配是否可靠的有效方法。此外，該理論還有助于說明語法上不能解釋的一些詞語的搭配條件。可以比較簡便地解釋一些用列舉法難以解釋的詞義，能以少數義素說清若干詞的理性意義，也便于比較詞與詞之間理性意義的異同。

　　義素分析這種分析詞義的方法在漢語研究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中國語義學的研究者中，主要有以下幾位學者先后進行過探討。王寧提出了類義素、表義素和核義素的概念。例如:澌:水離散。凘:流冰。廝:析柴者。欺:言實相離。這組詞的核義素是離析、分散。從同源詞的詞義關系來分析這些詞的核心意義，蘇寶榮對義素分析法進行了改進，他認為現在的義素分析尚未擺脫哲學的范疇，還僅限于對概念義的分析，而忽略了形象義素和體驗義素。蘇寶榮(2000:23)主張“語言學上的義素是通過語素來實現的、以語素為載體的，或者說，在語流中，義素附著于語素義”。他提出了表義素(實義素、隱義素)這一對概念，表義素是“構成詞的表層所指義的義素”。表義素又分類義素和旁義素。例如:

　　父親=[+直系親屬+長輩+男性]

　　母親=[+直系親屬+長輩-男性]

　　蘇寶榮認為，直系親屬是類義素，其他的是旁義素。

　　而隱義素(虛義素)指“構成詞的深層隱含義的義素”。隱義素又分語源義素和派生義素。如:“左”本義為左手，由于人有左右兩手，左不利而右利，故其隱義素有“差的，卑下的”之義。后又引申出“反對、違背”義(意見相左)、“偏邪”義(旁門左道)。其中“差的，卑下的”為語源義素，“反對、違背”、“偏邪”為派生義素。

　　我們可以將蘇寶榮鑒定的方法概括為:確定表義素，用相關詞對比的方法;確定隱義素，用同源詞系聯的方法。符淮青嘗試用義素分析法來建立詞的分析模式，他基于詞典的釋義，分析了詞典的釋義模式，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表示動作的詞、表示名物的詞和表性狀的詞的意義的分析模式。

　　蔣紹愚將義素分析法運用在古漢語的研究中。首先是對義素種類進行了細分，例如:川、溪、溝、海、湖、池。我們可以對其中的“池”進行義素分析，分析結果為:[水面][-流動][面積小]，其中中心義素為:[水面]，限定性義素:[-流動][面積小]。

　　蔣紹愚還進一步指出“構成一個義位的諸義素之間不是任意地、無規則地堆積在一起的，義素之間也有層次結構”。“一個詞除了理性意義外，還有隱含意義、感情意義等，這些也可以分析為義素”。

　　蔣紹愚還用義素分析法來解釋詞義的引申，通過對多義詞的不同義位進行義素分析，找出不同義位之間的內在聯系，發現每個新義位都是在前一個義位的義素上加上別的義素形成的。這也可以作為我們劃分義列的一個依據。

　　此外，蔣紹愚還用義素分析法來解釋詞義的演變。例如:如:嘴(古):鳥的嘴。嘴(今):鳥、獸、人的嘴。屬于詞義的擴大。嘴(古):[會飛的]+[二足]+[有毛的]+[動物]，而“鳥、人、獸的嘴”，其義素不等于[鳥]+[獸]+[人]+[嘴]，而是[動物]+[嘴]。減少了限定性語素，這個以為由下位義轉為上位義，因此屬于詞義的擴大。而“貨”由專指“錢財”到泛指“一切財物”，“響”由指“回聲”到“一切聲音”，這些屬于詞義的擴大。

　　劉叔新用義素分析法對同義詞進行了分析，例如:

　　曹煒則另辟蹊徑，將義素分析法這一詞義分析的方法應用于對字形結構的分析上。他以一些聲旁表意的漢字為例，進行了分析，可以說是對“右文說”中的“義素分析”意識的挖掘。

　　在現代漢語的研究中，西方語義學的分析方法在不斷影響著漢語的研究。雖然中國傳統的語言學認為意義不可窮盡，但是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我們還是邁開了對意義進行分析的步伐。語言學是一門科學，只有運用科學的分析方法才能真正使語言學成為一門科學。

　　四、語義學研究成果在漢語第二語言教學中的應用

　　在語義學的諸多流派中，結構主義語義學對現代漢語詞匯語義學的影響最大。在研究內容上，注重“含蓄的”詞匯語義關系的研究，就有了關于近義詞、反義詞、上下義關系詞、一詞多義、同位詞(如:金、銀、銅、鐵)、類屬詞、親屬詞、上下位詞(如:金屬———鐵)、整體部分關系詞(如:手———手心)等的研究。在研究內容上，注重“概念上”的詞匯語義關系的研究，就出現了關于語義場、義素分析法的研究。

　　近義詞的辨析是漢語第二語言教學最關注的內容之一，此外，語義場理論和義素分析法對漢語第二語言教學的影響也較為明顯。1979年到1999年這20年在《語言教學與研究》上發表的有關詞匯研究的論文共113篇，其中9篇與近義詞有關，4篇與義素分析有關，3篇與語義場理論有關。

　　語義學研究中的義素分析法有利于幫助學習者分析近義詞之間的差別。例如:情、精、清，都有“無雜質，天然的，純的”意思。但是這幾個語素所指的對象不盡相同。用義素分析法可以表示如下:情:[感情]+[真摯]。精:[米]+[無雜質]。清:[水]+[無雜質]。義素分析法可以幫助學生更快地了解這些語素內部的語義差異。

　　義素分析法還可以用于句式教學中。例如:在“Adj.+一點兒”這一語法框架下，能放進的形容詞有“謙虛”、“高興”、“大”、“靈活”等，而“驕傲”、“冒失”、“滑頭”、“羅嗦”等詞則不可以進入該框架。由此可見，能進入該句式的形容詞均具有[-貶義][+可控]的語義特征。

　　在語義場研究中，義類成為詞匯歸類的一種手段。有關義類的研究成果也可以應用于漢語教學中。張和生(2007)對《漢語水平詞匯與漢字等級大綱》中的名、動、形三類詞按義類進行了劃分。

　　在教學中我們可以嘗試以交際任務為綱，以交際情景、交際話題為操作平臺，以擴充詞匯為主要目的，幫助學生編織聯想、類聚、對比的詞語網絡。

　　此外，語義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在關注詞匯共性的同時，還應該關注詞匯的內部的差異。漢語中，同一語素可能負載不同的意義，因此就出現了大量的同素異義詞。如漢語中由“花”組成的詞有很多，但是在不同的詞中，“花”的意思不盡相同，例如“花瓣”、“花旦”、“花季”、“花賬”、“花鏡”這5個詞中的“花”意義各異。“花瓣”的“花”指植物本身，“花旦”是指扮演性格活潑或放蕩潑辣的年輕女子，這類女子的特點是年輕漂亮。這里的“花”指的是“像花一樣漂亮的”，即抽取了“花”的漂亮的特點。“花季”中的“花”則突出了“花”盛開時候的美好時期。用“花季”比喻人十五歲至十八歲青春期前后的年齡段。“花賬”中的“花”強調了“花”的虛浮、不確定、不真實的特點。“花賬”指虛報的賬目。“花鏡”的“花”則是抽取了“花”的模糊不清的特點。因此，在同一語素，尤其是多義語素內部意義紛繁復雜。在高級階段的詞匯教學中，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區分語素的不同意義，將同一語素內部的義列區分開來。

　　在教學中，我們還可以引導學生關注詞匯背后隱含的民族文化內涵，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來分析和運用這些稱謂。漢語中的親屬詞分類較為細致，英語的稱謂相對簡單。例如，Aunt可以表示嬸嬸、伯母、舅媽、姑姑、姨母，Uncle可以表示叔叔、伯父、舅舅、姨父、姑父。漢語的稱謂是為了區分內外與表里。比如，“堂”者，如堂兄、堂弟是同姓家屬，是近親，是家里的人，而“表”者，如表兄、表弟是異姓親屬，是遠親，是外面的人;再比如，“外”者，如外公、外婆是遠親，是母親那邊的人，是外人，而爺爺、奶奶是父親這邊的人是，是“內親”，是家里的人。而英語的稱謂系統卻不做這樣的區分，如grandfather既可以表示爺爺，也可以表示外公;cousin既可以表示堂兄、堂弟，也可表示表兄、表弟。所以從英語的稱謂上看不出遠近和表里，看不出親疏關系。

　　此外，語義學的一些研究還可以用于反義詞教學、詞語搭配的檢驗、對不同語義文化內涵的分析等眾多詞匯語義的教學活動中。教師應該關注西方語義學及現代漢語語義學的相關研究成果，對其消化吸收后，適時將其應用于教學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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