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勢差與農村勞動力流向調研報告
20世紀80年代早期，小城鎮建設被我國學者認為是“解決人口出路的一個大問題”，“是農村日益增加的過剩人口和剩余勞動力的去處”，是“城鄉間的人口蓄水庫”（費孝通，1983，1984）。目前，多數學者仍然認為“發展小城鎮是解決我國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李寶庫，1997）；“小城鎮可以吸納大量農村富余人員，避免盲目流入大城市”（董鑒泓，1999）；“小城鎮建設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客觀要求”（高紅貴，2001）。也有學者提出了質疑：“小城鎮真的就是農民的樂土嗎”（孫慶瑞，2000）？還有學者認為，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城鎮化所引起的小城鎮的發展，不能產生城市的聚集效應和規模經濟效益”，“人口不能聚集，便不能產生更多的就業機會”（劉學敏等，2001）；“小城鎮的生活方式與農村相差不大，而且農民在小城鎮難以找到穩定的就業機會”是“農民不愿意進入小城鎮”的原因（陳勁松、余賢，2002）。那么，小城鎮尤其是西部內陸地區的小城鎮到底能不能吸納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發揮“城鄉間人口蓄水庫”的作用呢？本文試圖以四川省綿陽市為例做理論和實證分析。
一、概念說明和理論假設
（一）主要概念說明
1．小城鎮。本文所指的小城鎮主要是指建制鎮，包括縣城所在地的城關鎮，不包括非建制的場鎮或集鎮。
2．鄉鎮企業。這里是指鄉鎮集體、村和村民小組、鄉村聯戶和農戶個人投資興辦的各種經濟類型的生產經營活動單位，包括雖然領取的是農村個體工商營業執照，但雇工8人以上的企業。
3．農村剩余勞動力。這里指中國農村中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本文所指綿陽市農村剩余勞動力是用已經外顯的從事非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從業人員來代替，沒有包括從事農業生產但利用不充分的隱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4．經濟勢差。這里是指居民現實或預期的收入差距。城鄉勢差是指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鎮鄉勢差是指小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理論假設
第一，城鄉勢差與鎮鄉勢差的大小決定農村勞動力的流向。
第二，農村勞動力流動受制度條件的制約。
第三，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機制缺陷的修復必須借助于大中城市的輻射或外資的刺激。
二、西部內陸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機制缺陷：
（一）理論分析
在西方的人口流動理論中，劉易斯和托達羅的人口流動模型揭示了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人口）流動的機制：農村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且收入水平低，從而對勞動力產生巨大的外推力；城市預期收入較高，對勞動力產生強大的吸拉力。這兩種力量形成的合力可產生出類似于河水流動所仰賴的“勢差”，且勢差越大，流速越快；沒有勢差或勢差太小，就不能或很難流動。
在農村的外推力一定的情況下，小城鎮要吸納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有比城市更大的吸拉力，形成比城鄉之間更大的鎮鄉勢差；如若不然，就只能通過行政的力量，在城鄉之間筑起一個制度屏障，人為地阻斷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而把他們圈囿在小城鎮。
勢差的大小取決于兩個因素，即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和預期收益。流動成本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其一是直接成本，即遷徙費用；其二是機會成本，即勞動力流出所放棄的其它收益。預期收益由兩個因素決定：其一是就業概率，其二是預期工資水平。農村勞動力總是選擇成本低、預期收益高的地方作為流入地。
很顯然，農村勞動力流入當地小城鎮的成本是最低廉的，不僅遷徙費用很低，甚至可能是零成本，而且可以照顧家庭，不耽誤農活，機會成本也很低。所以，如果單純從流動成本方面來看，農村勞動力流向當地小城鎮是最經濟的。但是，從收益方面來看，由于西部內陸地區的小城鎮產業水平低，就業容量很有限，就業崗位遠遠不能滿足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要求，就業概率很低，況且即使能夠就業，其工資水平也明顯低于大中城市。這樣，預期收益和預期成本的差值即勢差較小。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流入大中城市，不論是直接成本還是機會成本都可能較高，但大中城市的就業概率和工資水平高于小城鎮，城鄉勢差較大。所以，農村勞動力在選擇流入地時，較多地選擇大中城市，而不是小城鎮。
（二）綿陽市的實證分析
綿陽市位于四川省府成都市東北110公里，幅員面積20249平方公里。根據第一次農業普查資料（數據為1997年1月1日的時點數），綿陽市有建制鎮122個，農村住戶人口417．6萬人，除縣城所在地的建制鎮外，其余115個建制鎮，平均每鎮占地面積1．5平方公里，鎮區平均人口2997人，其中，非農業人口1677人。
綿陽市農村住戶的從業人員共有298．7萬人，他們的從業分布情況是：農業從業人員238．9萬人，非農業從業人員59．8萬人。在非農從業人員中，在城市從業的有31萬人，在農村從業的有28．8萬人。在農村的非農從業人員中，壓濾機濾布有15．3萬人被非農鄉鎮企業所吸納，其中，有6．8萬人分布在建制鎮的鄉鎮企業，有5．1萬人分布在自然村的鄉鎮企業，有3．4萬人分布在非建制的場鎮或工礦區等的鄉鎮企業。
1．小城鎮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狀況。
很多學者和決策者都認為，發展小城鎮有利于鄉鎮企業集中，而鄉鎮企業基本上是以農村勞動力為吸納對象的（米增渝、鄒范鳴，2002），所以，只要小城鎮發展起來了，農村剩余勞力就會被其吸納。但是，只要我們分析一下鄉鎮企業的分布狀況，就會發現，靠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到小城鎮是不樂觀的。有關調查表明，目前全國鄉鎮企業僅有7％分布在建制鎮（米增渝、鄒范鳴，2002），其從業人員只占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20．8％（江濤，2001）。綿陽市的情況與全國其他省區不完全相同。綿陽市有鄉鎮企業3072個，其中，有1701個鄉鎮企業分布在自然村，占鄉鎮企業總數的55．4％；有1035個鄉鎮企業分布在小城鎮，占鄉鎮企業總數的33．7％；有36個鄉鎮企業分布在大中城市，占鄉鎮企業總數的1．2％；有300個鄉鎮企業分布在集鎮或工礦區，占鄉鎮企業總數的9．8％。從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來看，綿陽市本地的鄉鎮企業只吸納了15．3萬人，占當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25．5％。其中，小城鎮的鄉鎮企業僅吸納了6．8萬人，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11．3％（占農村全部從業人員的2．27％）；自然村、集鎮和工礦區的鄉鎮企業吸納了8．5萬人，占當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14．2％；綿陽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51．9％在大中城市就業。
小城鎮是否能夠通過集中分散于自然村落和小集鎮的鄉鎮企業而吸納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呢？筆者對綿陽市T鎮J村的一個磚廠的調查表明，該磚廠不愿建在更不愿搬遷到鎮區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鎮區的土地占用費較高；
第二，鎮區沒有可供掘取的荒地作原料；
第三，鎮區對污染控制較嚴格；
第四，鎮區的工資成本較高；
第五，非正規制度的成本較高，人際關系復雜。
筆者通過對綿陽市其它自然村的鄉鎮企業的調查還發現，它們不愿搬遷到小城鎮的原因還涉及產權分割和歸屬、搬遷費用等問題。事實上，西部內陸地區分布在自然村和小集鎮的鄉鎮企業，一般都有就地取材（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生產規模小、經營層次低、污染嚴重等特點，因而，這些鄉鎮企業最好的生存環境就是自然村和小集鎮。如果離開了特定的環境，它們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J村的磚廠老板就說到，如果該廠建在鎮區，僅土地占用費和治污費兩項就會置該廠于死地。所以，要把它們集中到小城鎮去，困難是非常大的。
2．鎮鄉勢差和城鄉勢差分析。
如果能夠縮小城鄉勢差并擴大鎮鄉勢差，則不僅可以把“盲目”流入大中城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可以把分散在自然村和小集鎮的剩余勞動力吸拉到小城鎮上來。然而，根據綿陽市城調隊提供的資料，從1980年至1998年，城鄉勢差不論從相對數還是絕對數看都在不斷擴大。盡管鎮鄉勢差也再擴大，但畢竟小于城鄉勢差，所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流向仍然是大中城市。
如果以綿陽市1997年初小城鎮鄉鎮企業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占全部剩余勞動力的比重（11．3％）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小城鎮的就業率，以在城市就業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占全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比重（51．9％）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城市的就業率，并以此分別近似地代表小城鎮和城市的就業概率，則會發現轉移到小城鎮的預期收益（就業概率×工資水平）僅為421．72元（以人均收入代替工資水平計算）。這不僅大大低于轉移到大中城市的預期收益2476．67元，而且低于農村的現實收入1824元。即使農村勞動力在小城鎮就業的機會成本為零，即每年仍然可以獲得農村人均純收入，1997年轉移到小城鎮的總預期收益也只有2245．72元；而轉移到城市的預期收益既高出農村現實收入652．7元，又高出零機會成本的轉移到小城鎮的預期收益230．95元。這也許能夠解釋為什么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選擇城市作為流入地，而不選擇小城鎮作為流入地。
三、小城鎮的區位特征與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相關性分析
筆者按距離綿陽市城區距離的遠近，將小城鎮分為3組：第一組，20公里以內；第二組，20公里至70公里之間；第三組，70公里以外。然后，筆者分別在3組中隨機抽出3個小城鎮，采用農業普查資料并結合實地調查來分析其區位特征與吸納勞動力的相關性。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有如此之大的差異呢？
四、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辦的機制缺陷的修復：大中城市的輻射或外資的刺激
從全國來看，蘇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區的小城鎮發展勢頭良好，不僅吸納了大量當地和外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縮小了城鄉差別，加快了二元社會的一元化進程。分析其成功的原因，人們不難發現，除原有基礎較好、起步早、得到過政策扶持外，它們更得益于當地大中城市的輻射和外資的刺激。蘇南和蘇北小城鎮發展的歷程和現狀正好說明這一點。蘇南大中城市密集，大中城市通過對周邊地區的投資、技術擴張和企業聯營，發揮著巨大的輻射效應。蘇南不僅受區域內城市的發展帶動，而且受上海大工業的強勁輻射；而蘇北大城市稀疏，城市的實力薄弱，輻射效應差，濾布這是導致蘇南和蘇北小城鎮發展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劉葆金等，2001）。西部內陸地區小城鎮發展水平較低的原因，與蘇北的情況有很多相似之處。
從綿陽市的情況看，絕大多數小城鎮建設仍然是政府行為，而非農民自下而上的愿望和自覺的行動。通常的做法是，在政府和地方部門的資助下，先搞好基礎設施，再通過優惠的政策吸引農村人口到小城鎮居住。這種在政府主導下的小城鎮很難形成自己的特色，產業基礎十分薄弱，有鎮無市的空殼現象比較普遍。2002年初，筆者對綿陽市區附近的3個小城鎮進行了調查。W鎮是全國小城鎮建設示范鎮。從外觀上看，該鎮高樓林立，街道整潔，設施配套；但進一步調查發現，相當一部分樓房是人去樓空，鋪面關閉，商業蕭條。例如，鎮區紅極一時的.鄉鎮企業——飼料廠和印刷廠正頻臨破產；原來有一定優勢的農產品集貿市場雖然被修葺一新，但攤位閑置，門可羅雀，全然沒有年關的繁華景象。據當地官員說，Y鎮是歷史悠久的牲畜交易地。據說該鎮每逢趕場時，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但筆者看到的牲畜交易地卻是在陳舊的木板房之間的一條狹窄的街道，除街道兩邊屈指可數的店面外，幾乎沒有象樣的鄉鎮企業。該鎮區人口除政府、醫院、學校的工作人員外，多為原來的場鎮居民。近幾年，該鎮鎮區幾乎沒有吸納農村人口和勞動力，以致于該鎮至今沒有一個居委會或街道辦事處。T鎮的農村剩余勞動力1999年前要么到綿陽市區打工，早出晚歸作鐘擺式流動，要么遠走他鄉常年在外務工，要么留在本村在城鄉之間搞販運，很少流向鎮區就業或定居。1999年以后，綿陽市區向外擴展，T鎮鎮區被劃為經濟試驗區，這使該鎮遇到了一次極好的發展機遇。筆者去該鎮調查時看到了對比鮮明的兩種景象：老場區冷冷清清，新場區一片繁忙。當該鎮官員向筆者介紹情況時，從他的言談話語中筆者可以感受到，他們對鎮區的前景充滿了信心。確實，我們沒有理由不贊同該鎮官員的憧憬，因為試驗區建成以后，T鎮鎮區將與綿陽市區聯為一片，屆時，T鎮將成為“城中鎮”。當然，它也就不再具有一般小城鎮的代表性了。
針對同樣在距離綿陽市區20公里范圍內的永興鎮和塘汛鎮在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存在的較大差異，筆者于2002年6月對兩鎮進行了調查研究。筆者發現，城市工業的輻射效應是小城鎮發展和吸納勞動力的關鍵，城市的輻射效應在點上的表現比在面上的表現更明顯。也就是說，小城鎮單靠城市的面上的輻射，其發展速度通常較慢；相反，如果城市大工業的觸角直接伸向某一小城鎮，該鎮若能抓住機遇，則可能形成一個經濟的生長點，從而會得到快速發展。永興鎮就是這樣的例子。20世紀90年代初期，永興鎮的鄉鎮企業開始與市內幾家大型國有企業聯姻，生產配套產品。90年代中后期，該鎮抓住在綿陽建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和長虹集團新區建設的機遇，使鄉鎮企業上規模、上檔次，直接為高新區內的企業（包括長虹集團）提供配套生產和服務，鎮區的鄉鎮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同時，也吸納了較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1997年初，該鎮有鄉鎮企業70個。其中，59個鄉鎮工業企業吸納的從業人員占該鎮全部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88．58％；分布在鎮區的32個鄉鎮企業吸納的從業人員占該鎮這59個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65％。而塘訊鎮在1999年以前則沒有這樣的機遇。1997年初，該鎮有16個鄉鎮企業。其中，有鄉鎮工業企業14個，這14個企業吸納的從業人員僅占該鎮全部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38．4％；鎮區僅有3個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僅74人。該鎮有一個建筑類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1．1萬人，占該鎮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60．44％，但該企業并沒有建在鎮區，而是在綿陽市區，所以，它對鎮區的發展和直接帶動的作用不明顯。
通過調查筆者還發現，很多學者所認可的小城鎮第二產業的發展會帶動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從而吸納較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觀點，在綿陽市小城鎮的現實中很難得到驗證。究其原因，主要是小城鎮的規模較小，常住人口少，多數鄉鎮企業的從業人員是“離土不離鄉”、早出晚歸的農民，第三產業缺乏服務的對象，故其從業人員的比重很低。像永興鎮這樣發展較好的小城鎮，其鄉鎮企業中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也僅有79人，占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的1．59％。
從目前的情況看，由于西部內陸地區發展小城鎮的輻射源——城市工業相對落后，輻射力較弱，因此，多數小城鎮不能直接得到城市工業的帶動，外資刺激的可能性則更小。所以，要修復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機制缺陷，尚需時日。
五、結論與思考
我們必須承認小城鎮建設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在蘇南和珠江三角洲等基礎較好且有外力刺激的地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那里，小城鎮不僅縮小了城鄉差別，加快了城市化進程，而且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但是，那里的成功經驗是否適應已經邊緣化了的西部內陸地區呢？對此筆者表示懷疑。
對于廣大的西部內陸地區而言，由于大中城市的密度較小，實力相對較弱，而小城鎮的數量多，并且很分散，能夠直接得到大中城市輻射的小城鎮畢竟是極少數，所以，絕大多數小城鎮的非農產業（特別是工業）基礎是非常薄弱的。正因為如此，缺乏產業支撐的小城鎮自然不能很好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更難吸引農民去定居。
再則，隨著我國戶籍制度、人事制度和城市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限制農村勞動力向大中城市流動的制度屏障正在逐漸消除，從而為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了更加有利的制度條件。同時，隨著農民驅利避害的市場意識的增強，其流向的選擇也更加理性。
然而，筆者的憂慮是，西部很多地方的政府自上而下硬性貫徹的小城鎮建設，不僅沒有很好地縮小城鄉差別（只是縮小了城與鎮的差別），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正在城鄉之間人為地構筑一道屏障，這道人為的小城鎮建設屏障不僅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而且阻礙了資源的合理流動，甚至可能延緩西部內陸地區的城市化進程。
所以，本文認為，西部內陸地區的小城鎮建設，必須量力而行，從實際出發，探索新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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