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買賣合同擔保借貸合同的效力分析
2014年第12期的《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登載了“朱俊芳與山西嘉和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有分析認為，該案通過“以房抵債”協議的特殊約定，規避物權法對“流押”的禁止，得到了最高法的認可。但是，針對幾乎完全相同的案情和法律關系，最高法機關刊《人民司法》2014年第16期引用的“廣西嘉美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與楊偉鵬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卻做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
一、案情簡介與裁判摘要
1、有效：最高法公報（2011）民提字第344號判決（以下稱“判決一”）
2007年1月25日，朱俊芳與嘉和泰公司簽訂14份《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朱俊芳向嘉和泰公司購買14套目標商鋪，并于同日辦理了銷售備案登記手續，嘉和泰公司出具了相應銷售不動產發 票。
2007年1月26日，雙方簽訂《借款協議》，約定嘉和泰公司向朱俊芳借款1100萬元。嘉和泰公司自愿將其開發的目標商鋪抵押給朱俊芳，抵押的方式為“和朱俊芳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并辦理備案手續，開具發 票”，“如到期償還借款，則將抵押手續（合同、發 票、收據）退回，到期不能償還，將以該抵押物抵頂借款，雙方互不支付對方任何款項。”
該借款到期后未能償還，朱俊芳訴至法院，請求確認《商品房買賣合同》有效，判令嘉和泰公司履行該《商品房買賣合同》。一二審法院均認為“借款協議”約定將到期不還的借款作為給付的房款，實際上是為已簽訂并正在履行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附加了解除條件，該合同意思表示真實，應受保護，支持原告的訴請。抗訴機關與原再審法院認為，雙方形成的是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商品房買賣合同是借款合同的抵押擔保內容，合同中“到期不能還款用抵押物抵頂借款，雙方之間互不再支付對方任何款項”的約定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應屬無效。
最高法認為：當事人實際上是先后設立商品房買賣和民間借貸兩個法律關系，兩份協議屬并立又有聯系，即以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方式為之后的借款協議所借款項提供擔保，同時，借款協議為商品房買賣合同履行附設了解除條件，即借款到期借款人不能償還借款的，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但是，兩份協議沒有約定，借款到期不能償還，朱俊芳直接通過前述的約定取得“抵押物”所有權，而必須通過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實現；而通過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方式提供擔保并為商品房買賣合同設定解除條件，并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故兩份合同均應有效。
2、無效：（2013）民提字第135號判決（以下稱判決二）
2007年6月27日，楊偉鵬與嘉美公司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涉及53間商品房，并約定了過戶、違約責任等問題。次日，雙方于房屋登記部門對合同辦理了備案登記。楊偉鵬向嘉美公司支付340萬元并收取61萬利息。后楊偉鵬訴請確認該合同有效，判令被告交付房屋，被告嘉美公司答辯稱雙方當事人之間不存在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而是民間借貸關系，商品房買賣合同只是民間借貸中的擔保環節。一二審法院均支持了原告訴請。
最高法再審認為：結合雙方簽訂該合同的具體情況、楊偉鵬未能提供銷售不動產**原件、不能說明支付款項性質等事實，應認定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是借款法律關系。雙方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并辦理備案登記的行為為非典型擔保方式。既然屬于擔保，就應適用物權法有關禁止流押的原則，也就是說在債權人實現擔保債權時，對設定的擔保財產，應當以拍賣或者變賣的方式受償。最終最高法駁回了楊偉鵬要求交付的訴訟請求。
二、爭議的實質與搖擺的司法觀點
首先，兩份結論相反的判決的爭議實質在于：《物權法》第186條：“抵押權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前，不得與抵押人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時抵押財產歸債權人所有。”即所謂的“禁止流押（質）”和生活經驗里的“作死”。實踐中，一般處于優勢地位的抵（質）押權人，為了避免物權法對流押的禁止性規定，會采取某些變通的做法。兩份判決里通過另一份買賣合同擔保借款合同，其與標準意義的“流押（質）”的區別在于：債權人并非約定
債務到期不能償還時直接發生物權變動行為（取得所有權），而是約定債務不能償還時發生其他的原因行為（如本案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其他的原因行為不是取得物權的直接原因。用通俗的話解釋，錢如果還不上，不是直接拿走你的房子，而是要履行一份新合同，雖然這份新合同可以讓我拿走你的房子。
其次，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以擔保借款合同的方式在房地產開發融資中并不少見，學者如楊立新教授稱之為“后讓與擔保”。判決一關注債務未能履行時，債權人并不能直接獲得物的所有權，只是依據合同取得債權，物權效力的發生與否依賴于合同履行情況，故不屬于流押（質）條款，并獨辟蹊徑地從附解除條件的合同角度予以解釋；判決二強調“禁止流押（質）”是物權法的原則性規定，對非典型擔保亦應適用，該做法變相實現了流押，自應認定為無效。
作為統一裁判尺度標桿的最高法，“神仙”打架，自然令司法實務工作者“小鬼遭殃”
。雖然判決一為最高法公報案例，但判決二亦為《人民司法》、《民事審判與指導》等權威刊物刊載，且做出時間晚于判決一（2013年做出），合議庭成員包括最高法民一庭庭長張勇健法官與民一庭審判長韓玫法官，亦具有相當權威性。兩份具參考價值的判決相互矛盾，應如何把握其中的裁判規則？
三、以房屋買賣合同擔保借貸合同應無效
1、非典型擔保的擔保物。
兩份判決的交易模式在實踐中沒有統一的稱呼，但兩份判決都承認商品房買賣合同實際上是借款協議的擔保（“雙方當事人實際是用之前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為之后簽訂的《借款協議》提供擔保”,見判決一）。
首先，以另一份合同為債權提供擔保，無疑不屬于“成文法有明確規定、法律適用清晰、擔保效力易于確定、擔保權利義務穩定”的典型擔保方式。厘清這種非典型擔保的擔保物和擔保作用如何實現，是必須的。
其次，回顧最高法判決一，其之所以認定商品房買賣合同不是“流押（質）協議”，潛藏的法理實際上是將擔保的標的物視為合同債權——因為擔保物是債權，債務到期并不直接變動物權，而是獲得對債務人的合同債權，這種非典型擔保并非以物權為擔保物的“物保”，自然不需考慮流押禁止。
然而，從實質上看，對借貸合同發生擔保作用的是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標的物，而不是該合同的債權。楊立新教授將這種所謂的“后讓與擔保”發生擔保作用的鏈條概括為“行使買賣合同債權——交付買賣標的物即房屋——房屋價值抵償債務——消滅借貸債務”（判決一中“將以該抵押物抵頂借款，雙方互不支付對方任何款項”反映了這一點），可見實質上商品房買賣合同發生擔保作用的不是債權，而是債權即買賣合同的標的物房屋。
被擔保的標的是貸款人的借款債權，而貸款人基于買賣合同又對借款人享有債權，不可能存在貸款人用自己的一個債權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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