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詩詞對日本古典文學的影響

時間：2025-08-15 15:50:34 曉怡白居易

白居易詩詞對日本古典文學的影響

　　白居易光輝燦爛的偉大詩篇不僅在一代代中華民族子孫中流傳下來，鼓舞和激勵著漢民族的子孫后代，還帶給日本的古代文學深遠的影響。下面是小編整理的白居易詩詞對日本古典文學的影響，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白居易詩詞對日本古典文學的影響

　　中國古代詩歌的頂峰時期產生于唐朝，作為中晚唐時代的大詩人白居易，雖已經無法達到盛世氣象，但是他以自己獨特的人生追求和文學造詣，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詩篇和詩名，更是將自己的影響力擴展到一海之隔的日本國，促進了古代日本文學的發展，對其文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白詩傳入日本

　　據正史記載，白居易的詩首次流傳到日本是在公元838 年，以大宰少貳藤原岳守將從唐朝商人那里得到的《元白詩筆》獻給仁明天皇為始。但是日本學術界一般認為，在此之前，白居易的詩歌就以口傳書抄等形式傳入了日本。早在白居易還在世之時，他本人就知道自己的文學作品已經流傳到異國。在會昌五年夏五月一日所寫的《長慶集》后記里寫道“集有五本，一本在盧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禪林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缽塔院律庫樓，一本付侄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于家，傳于后”。會昌五年即公元845年，適值詩人逝世前一年。白居易還在世時，他的文集就已經傳入日本。而自從白居易詩歌開始進入日本，便在日本社會引起強烈的反響。正如岡田正之在《日本漢文學史》中所寫：“詩人文士，靡然鳳向，棄齊梁文選之舊，趨清新潑刺之風。”當時日本的著名詩人具平親王曾作詩稱贊逆：“古今詞客得名多，白氏拔群足詠歌。思任天然沈極底，心從造化動同波。”白居易的詩歌不僅在日本的評價極高，而且也引領了日本人學習白詩的熱潮。《本朝麗藻》中說：“本朝詩人才子無不以白氏文集為楷模矣。”由此可見當時白居易詩歌之風靡。

　　二、白詩在日初期

　　974-1192年是日本歷史上的平安時代，在平安時代初期，日本文學是以漢詩文的繁榮為標志。桓武天皇為了再建律令制度，在政治、文化等所有方面學習唐朝的制度，唐風文化受到尊崇。而在嵯峨天皇時，漢詩文迎來了最盛期。文人集會時，經常通過做漢詩來展示自己的才華。而平安朝的漢詩人吸取最多的，就是白居易的詩歌。最早進行白詩排律模仿的詩人是菅原道真。菅原道真寫過《寒早十首》，其一為：“何人寒氣早，寒早走還人。案戶無新口，尋名占舊身…何人寒氣早，寒早賣鹽人。煮海雖隨手，沖煙不顧身…”這十首描寫寒早的詩，無論是其詩歌題目和體制都與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非常相似。這是最初較為青澀的模仿之作，雖形式相類，我們還是可以明顯看出與白詩思想內容與藝術表達的不一致。而后的島田中臣的詩模仿之作似乎更進一步，白居易《春日題干元寺上方最高峰亭》：危亭絕頂四無鄰，見盡三千世界春。但覺虛空無障礙，不知高下幾由旬?回看官路三條線，卻望都城一片塵。賓客暫游無半日，王侯不到便終身。始知天造空閑境，不為忙人富貴人。而島田中臣的臨摹之作《春日雄山寺上方遠望》：不是山家是釋家，危峯望遠眼光斜。今朝無限風輪動，吹綻三千世界花。兩者一相對比即可以看出其對于白詩在意象上的再溶解和利用，顯得更加靈活一些，而不再限于對于白詩形式上的模仿了。

　　三、白詩與平安時代巨著

　　平安時代作為日本受漢文學影響最深的時期，也產生了出日本古典巨著。最為著名的有清少納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在《枕草子》中最能體現出白居易詩歌影響的是在280段里面的這樣一段描寫：在一個雪天里，中宮定子和服侍她的女房(女官)們圍爐閑話，中宮說 “香爐峰雪今如何”，清少納言便立即將簾子撩起，中宮為她的機敏與才學大悅，清少納言也因此為自己博得了極大的面子。這種看似機制警敏的對話其實是建立在日本貴族階級對白居易詩歌的推崇和熟知之上的，其依據便是白居易的詩句“遺愛寺鐘欹枕聽，香爐蜂雪撥簾看”。

　　紫式部的《源氏物語》與白居易詩歌的關系更是密切，據資料統計全書僅引用白居易一人的詩句就達108處之多，除了白詩之外范圍還非常廣泛，涉及到中國古典名著《莊子》、《史記》、《詩經》、《昭明文選》等。在《源氏物語》的一開始，紫式部就憑自己對于白詩的自由運用為我們塑造了桐壺帝這一癡情帝王的形象。書中寫到：“詩中說貴妃的面龐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確當，唐朝的裝束也固然端麗優雅，但是，一回想桐壺更衣的嫵媚溫柔之姿，便覺得任何花鳥的顏色與聲音都比不上了。”原本形容楊貴妃花容玉貌的“太液芙蓉未央柳”，在桐壺帝的眼中跟自己心愛的寵妃桐壺更衣相比顯得那么單薄，以此來凸顯桐壺帝的用情之深。而在桐壺更衣不幸死去之后，桐壺帝的心情也跟失去楊玉環的唐玄宗非常之神似，雖沒有“雨霖鈴”般凄冷的寒苦之思，卻也同樣刻苦銘心，發出“天命如此，抱恨無窮!”的痛苦感慨，與《長恨歌》里的“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一脈相承。紫式部不僅可以相當隨心地運用白詩里描寫愛情的詩句，對于白居易在貶謫時期表現內心苦悶和寂寞的詩句也運用得相當不露痕跡。在《須磨》卷中有一節描寫源氏公子在被流放之時的一個夜晚，遙望三五之滿月，不禁無限往事涌上心頭，回憶起過去經歷的繁華逍遙，對今時之盈月悵惘若失，遙想京城景象，懷念自己生命中曾經出現過的女人們，以朗吟“二千里外故人心”，使聞者照例感動流淚。這首詩原來是白居易與元稹之間的贈答詩，在這里卻被紫式部吸取再改造，愛情友情同樣適用，感人之情并未分毫削減。在《源氏物語》里經常能感到白詩的存在，但是并不使人感受到有任何的突兀。紫式部往往用白詩的字句表現出了自己想要展現的思想內容，并不是拘泥于一格，這也是為什么《源氏物語》有那么多引經據典之處卻氣脈無滯的根本所在，這是屬于紫式部自己的創作。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白居易和唐代文學對紫式部本人及其作品的影響力，正如川端康成指出：“倘若沒有前一個時代早就引進唐文化，并一直延續下來，就不會產生《源氏物語》。”

　　四、白詩熱在近代

　　雖然隨著時代的變遷，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曾一度落入低谷，可是隨著日本近代以古文辭學派為代表的擬唐、擬明詩風的衰頹，平明淺近的詩風藉此氣運重現抬頭之勢，白居易詩又重新在江戶末期和明智初期顯示出其生命力。在日本近代掀起重新肯定白居易詩歌，以大沼枕山的詩歌為代表。與前代文學不同的是以其攝取范圍不僅是其“閑適詩”而將范圍擴大到了“感傷詩”和“諷喻詩”。清人趙翼在《甌北詩話》中對白居易詩歌成就評價極高：“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 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較勝于韓、孟，世徒以輕俗訾之，此不知詩者也。”枕山對趙翼不僅十分熟悉，而且頗為推賞，故我們可以推測他可能對于白居易詩歌持相似的肯定態度，這點在他的創作中也可以看出。枕山在《題芳齋所藏袁中郎集尾兼示抑齋》四首之三中提及： “樂天開口即成章，千古中郎得此方。刻畫不追李王跡，直從游戲入三唐。”其詩將白居易與袁宏道并舉贊賞，認為他們都能從為堅持雅正的文人士大夫所不屑的平常甚至瑣碎之語中道出生活的真諦。

　　枕山最喜模仿的是白居易的“新樂府”體，如：太平海靜無戈船，廣庭百戲簇曼延。算自元和至弘化，士民抃舞二百年。其詩句儼然是對白居易新樂府《七德舞》的模仿，可是又與白詩明顯不同的是，枕山的詩歌中呈現出一派升平的溢美之辭，并無半點批判現實之意。而白居易卻顯然不同，即使是在一片歡樂祥和的氣氛中，他也會去深入思考現實社會中的各種危機和困境，表現出深刻的擔憂和思慮。這也與在《源氏物語》中紫式部用“諷喻詩”等題材里面的詩句進行景物描寫，而自動過濾掉其思想內容有著相同的道理。日本文人始終同中國士大夫有著很大的差異，他們沒有接受過正統的嚴格的儒學教育，不可能將白居易那種始終“心懷天下”的不變追求作為自己的理想。所以日本的文學在很大程度上與政治實在是沒有太大的關系，也就顯得更加的純粹和個人化。

　　五、結束語

　　由于日本民族上述的特質，可以說日本古典文學是受到漢學的滋養而破土發芽的，中華文化給予了它必要的營養和經驗，但是這也同時也是一個跳板。日本古典文學在吸取著漢學養分的時候逐漸走出了自己民族特色的一條路。“白居易熱”不是可有可無的偶然存在，白居易的詩歌的詩學價值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瑰寶將永遠具有發掘精神藝術的價值，我們在另外的國度也看到它的繁盛和積極影響，中日文化的一衣帶水正以其世界化的廣度被整個人類文化所關注。

　　拓展：白居易簡介及個人作品介紹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又號稱香山居士，河南鄭州新鄭人，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陜西、出生于河南鄭州新鄭，葬于洛陽。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坐落于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作品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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