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簡介
魯迅先生對于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日本人為何推崇魯迅
在很多人眼中，魯迅與日本人的關系，似乎一直難以說清的是“改造國民性”與“民族立場”之間的區隔。在中學課文《一面》中提到的內山書店老板——魯迅的日本好友，在他的回憶錄《我的朋友魯迅》中，則披露了很多以前不為人們所熟知的細節——當年內山老板被人稱為日本間諜，月薪高達50萬元，魯迅先生對他說不必在乎這些謠言。正如謠言同樣曾攻擊魯迅先生領過日元或盧布一樣，魯迅先生也不屑一顧。而在先生去世后，許廣平被日偽漢奸76號抓去，內山老板多次與日軍交涉，即便是送去的毛毯，許廣平也未曾收到，及至放回家，歸還的物品中仍然少了一本日記。我想此時，謠言的散布者已經不知所蹤，而溫暖我們的則是兩個朋友之間的相互幫助、相互鼓勵的溫情。
這本珍貴的歷史資料，記錄了魯迅“謎一樣的最后十年”中許多真實的思想碎片，內山老板與魯迅交往的前后經歷，以及日本作家喜愛魯迅的原因。在《先生說過的話》一文中，我們還能感受到先生無畏的犧牲精神、尊重真理和科學的實事求是精神，以及他對青年和自由一以貫之的熱愛和鼓勵。先生去世后，6000多名青年自發前來送葬，在中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即便在全世界，也屬罕見。我想，今天再來看《先生說過的話》，回顧先生當年所提出的問題，仍然具有震動靈魂的力量。
文中，魯迅先生問內山老板，“孔圣人還在世的話，他是親日派還是反日派？”對此，魯迅先生沒有直接回答，但我想借用他在《拿來主義》中所說的觀點，任何民族的思想文化，中國也好，日本也罷，包括對中國同樣影響深遠的美國和蘇聯，都有其思想和文化的長處，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都不是科學的做法。后世知識分子往往熱衷于“胡適還是魯迅”的論證，但往往忽略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他們并肩作戰的基石。比如，魯迅對內山老板直言，中國最需要學習的日本人的長處——認真；對此，胡適先生在《差不多先生傳》中同樣表達了對中國人馬馬虎虎的深惡痛絕。而這一點，正體現了魯迅先生所特具的醫生的冷靜和理性。
作為一名醫生，魯迅對人類的痼疾下刀既快又狠，但對于人類的生命和尊嚴，則充滿了愛護和尊重。醫生是“良藥苦口”、“治病救人”，而騙子則甜言蜜語后謀財害命。所以，魯迅最痛恨暴力與屠殺，最無情地揭露各種“富人秘史”、“登龍妙術”，最不能容忍的是青年學生的非正常死亡。這也是他之所以屢次著文批判蔣xx政府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想見，任何試圖屠殺人民的政府，都是魯迅先生的死敵。而對于新生事物，他都充滿愛護和鼓勵。他最喜歡的是新的文藝方式，比如，歐洲的木刻版畫，魯迅就曾多次舉辦其展覽，無論是德國的豪放，還是俄國的纖細，無論是革命的激情，還是頹廢與寂寞，他都欣賞把玩不已。
張學良癡迷魯迅作品
在張學良被囚禁的幾十年中，以在貴州幾年最為不幸。1938年進住修文陽明洞后，因缺乏思想準備，張學良在精神上一度極為痛苦。1941年7月，因所患闌尾炎被誤診，差點要了性命。病好后他于1941年10月1日在日記中寫道：“今天我整整病了三個月，本是一開刀十天可好的病，誤于庸醫誤診斷，延誤時間，誤吃錯藥，不但空費光陰和金錢，幾乎送了小命”。以后又先后遷往靈山麒麟洞、開陽劉育（劉衙）、息烽快活嶺、桐梓華湖，直到1946年10月經重慶遷往臺灣。在這段艱難的日子里，魯迅的著作在精神上給了張學良很大的刺激和鼓舞，以至他要全面研究魯迅的思想。
張曉夫在《張學良與魯迅》一文中，披露了張學良在這一時期制訂的《魯迅先生研究綱領》。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資料，無論對我們理解張學良還是魯迅，都有很大的幫助。但由于作者接觸張學良的資料有限，因此該文存在一些錯誤和不足。現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藏張學良檔案，對該文略作改正和補充，以便人們對張學良與魯迅的關系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
張學良何時對魯迅的著作發生興趣，至今尚無人涉及。在張學良留下的兩盒文摘卡面中，有兩張卡片值得注意：一張正面為“魯迅論讀書”，下面注有“《讀書月報》一卷九期419頁，何鵬”；背面摘抄了三句話：“讀書有兩種：職業讀書，嗜好讀書。”“讀什末書：泛覽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書。”“讀外國書，外國書與人生接觸。”另一張正面為“從魯迅學習些什么”，下面注有“《讀書月報》一卷五期420頁，羅蓀著的《談魯迅精神》”。背面摘抄五句話：“學習魯迅的戰斗的精神。”“寧愿戰死，莫做奴隸。”“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 “而魯迅從不意識的做一個青年的領導者。”“先生遺留給我們的是寶貴的戰斗精神，是持久不斷、堅韌不懈的戰斗的‘魯迅精神’”。
另外，從張學良抄錄的卡片內容看，第一張卡片基本摘抄自何鵬的《魯迅論讀書》一文，第二張卡片上只有四句話摘自羅蓀的《談魯迅精神》，其中“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這句話在《談魯迅精神》一文中并未出現。也就是說，在讀到《魯迅論讀書》和《談魯迅精神》二文前，張學良可能已經接觸過魯迅的著作，至少看過《墳》，因為這句話出自魯迅的《寫在〈墳〉的后面》一文。換句話說，從種種跡象來看，張學良接觸魯迅著作的時間，可能要更早一些。
就目前所知，張學良至晚在1941年已經在系統研讀魯迅的著作。使他對魯迅產生濃厚興趣的，并不是景宋的《魯迅的創造方法及其他》，而是何凝編的《魯迅雜感選集》。1941年10月27日，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
讀何凝編的《魯迅什（雜）感遠（選）集》，感覺有些生氣，同時感覺著魯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氣生生的，活躍于紙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蕩你的神精；我從來不懼怕什么的，可是在魯迅文字之前，我有點發抖了，一方面是慚愧，一方面是熱血沸升，好像魯迅枯臉，顯于我的面前，那末，可以說——確是得說他是永生。
《魯迅雜感選集》對張學良的影響可能不止這些。1941年10月9日，張學良就在日記中寫道：“文學這東西，有時使你煩燥，煩慍，但也會使你快活，快樂；會使你糊涂，也會使你清醒。”張學良所談的對文學的感受，包括煩燥與快樂，糊涂與清醒，或許是讀了魯迅的雜文后產生的。1942年2月3日，張學良在日記中又寫道：“中國人做一事，喜歡人家說他對，如果人家批評他的錯，他就不大高興了，到底他所做的事是對或是不對，連他自己也模模糊糊地。不求真實，欺人欺己，中國人的大毛病。”1942年3月2日，張學良在讀書筆記中以《咱們的一點小毛病》題，記下了與2月3日日記中內容大致相同的話。張學良在這一時期對中國國民性的反思，也應該受到了魯迅的啟發。
這段時間，張學良有點迷上了魯迅。1942年5月23日，他在讀書筆記中寫下了《魯迅的偉大》這段話：
人家說魯迅的文章刻薄，我覺得他的文章真實透徹。他的話是敢說，是不留情的，所以人覺得他是刻薄。要知道中國習俗的糟糕就在此等處，總認為虛偽點是忠厚，說老實話的就是刻薄。譬仿說，有人叫你批評批評他，或者批評批評旁人，你總得留點余地，否則你赤條條的把他們的短處全盤說出，那你這個人就得算不忠厚了，并且你會招人家怨恨，或者招了禍來；所以在現在中國一般人，認為虛偽點是忠厚，也是自保的上策；也就是中國今天政治上和社會上一般的糟糕原因根本的來源。魯迅他不怕一切，大聲急（疾）呼，敢說敢寫，是為了什末？……他是為了想救中國大眾人們“出水火，登衽席”。這正是魯迅先生的偉大地方，也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處所。
1942年7月當劉乙光從貴陽買到《魯迅全集》后，張學良喜出望外，決定研究魯迅的思想。8月27日，他在讀書筆記中寫道：“我曉得我弄這本東西，是不夠資格底，我的文學，我的歷史，那真是不佩（配）的。”這里所說的“那本東西”，可能就是張學良寫于《魯迅全集》扉頁上的《魯迅先生研究綱領》。既然無論從文學修養看，還是歷史基礎來看，張學良都認為自己不配來研究魯迅，那他為什么還要這么做呢？張學良寫道：“因為我對于魯迅先生的文章，我喜歡她，而又煩惡她。我弄這本東西，由于煩惡的成份比喜歡的成份多。”張學良倒是很坦率，他研究魯迅，不是因為喜歡魯迅的文章，而是因為嫌惡他，至少是嫌惡的成份比喜歡的成份多。他接著寫道：“從先我喜歡弄‘雅片’煙玩，到后來弄上了癮，我深知到了牠的毒害是什末，也了解了牠怎樣的毒害了大眾，為了戒除牠，我可吃了一嚇（下）苦痛。我有‘腳氣’病，大夫給我注射‘維他命’，我煩惡這注射，因為牠刺我痛，可是牠能治療我的病，不是滋養品。‘維他命’是人身上的必需品，我缺乏牠，我就成了一個病人。窮苦的人們因為吃的不好，缺乏‘維他命’，我是因為吃的太好了——吃純白米，竟（凈）吃肉少吃素菜，廚子把東西煮的太熟，因為調和滋味的原故。”在他看來，魯迅的文字雖然刺痛了他，但魯迅的思想就“維他命”，是生命的必需品，須臾不能離開，所以他繼續寫道：“魯迅先生的文章是刺了我的傷痕，刺了我的隱疾——我是煩惡他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她以后，感覺上有些不同了，好相（像）我吸收了‘維他命’一樣。她不是‘雅片’，可以麻醉你一時，他是‘維他命’，人生永遠的必需品。她不是高貴的補品‘芙蓉膏’，她是平平常常的東西。不過由他提煉發現了，好相（像）大夫們由米糠里提煉‘維他命’一樣。”最后他指出：“我以十分的誠意，把我的這時候的感覺，清清白白的寫出來，供獻給和我同病或不同病的參考，也許有些好處……。”張學良在這里對魯迅思想的比喻極為形象——是“維他命”而非“芙蓉膏”。在不斷有人對魯迅非難的今天，仔細品味張學良的這段話，不免使人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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