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詩馀語有哪些

時間：2025-10-14 19:14:53 唐詩

晚唐詩馀語有哪些

　　晚唐詩人亦不少，我只選講了十七家，僅是走馬看花。馬戴的詩，嚴羽評為晚唐第一。杜荀鶴詩，宋人以為高古淳樸，賀黃公則斥之為粗鄙陋劣。曹鄴詩罕有稱道，而鍾伯敬亟為贊賞。這些都是論晚唐詩可以研究的問題，本書亦無暇涉及。楊升庵說：“晚唐之詩，分為兩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馀、陳標、任蕃、章孝標、司空圖、項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喻鳧、周賀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中，日趨于下。”（《升庵詩話》卷十一）這晚唐兩派之說，頗為文學史家采用。我以為如此分法，尚未探源。所謂張籍一派，應溯源于大歷詩人之錢起、郎士元；賈島一派，應溯源于二孟（浩然、東野）。而這兩派詩人又彼此出入于王維、韋應物。此外，另有一派起于王建、李賀、張祜，則溫庭筠、李商隱、杜牧，施肩吾、羅隱、韓偓諸家是也。雖然成就有高下，風格有雅俗，總是梁、陳馀韻的復興，與張籍、賈島不同源流。

晚唐詩馀語有哪些

　　晚唐人多致力于五、七言律詩，作樂府歌行者極少，作古詩者更少。故后世人所謂晚唐體，指的都是五、七言律詩。楊升庵又論晚唐五言律詩云：“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后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五個字，拈斷數莖須’也。”這樣，雖然簡單化，但已指出了晚唐體的特征。晚唐詩人，才學都不高，情趣也不夠豐厚，幾乎是為作詩而作詩。風雅比興，就其總體來說，都不及中唐詩人。他們平常總在一聯一句中求工穩貼切。得到一聯佳句，便可拼湊成詩，故大多數詩人，僅有佳句而無名篇。后世人論晚唐詩，也往往都止能賞其佳句。何文煥在《唐詩消夏錄》中評中、晚唐五律云：

　　五律至中、晚，法脈漸荒，境界漸狹。徒知煉句之工拙，遂忘構局之精深。所稱合作，亦不過有層次、照應、轉折而已。求其開闔跌宕，沉郁頓挫如初、盛者，百無一二。然而思深意遠，氣靜神閑。選句能遠絕夫塵囂，立言必近求乎旨趣。斷章取義，猶有風人之致焉。蓋初盛則詞意兼工，而中、晚則瑕瑜不掩也。

　　這一段話前半指出中、晚唐五言律詩的缺點，后半則指出其長處。但此評以中、晚唐詩相提并論，我以為頗不公允。中、晚唐詩，差距甚遠，未可一概而論。至少，所謂中唐，應從貞元以后的詩人說起，如姚合之流。若大歷十才子所作，詞意兼工者俯拾即是，尚無此病。至于說晚唐佳句，“猶有風人之致”，我亦不以為然，所謂“風人之致”，是指一首詩可以反映民風。這應當指全篇而言。從一聯一句中求風人之致，恐怕無此可能。

　　宋代初期，楊億、劉筠等作詩專學溫庭筠、李商隱，稱西昆體。又有惠崇、希晝等九個和尚，作詩專學許渾、方干，有詩集盛傳于當時，稱《九僧詩》。這是晚唐詩給宋初的影響。歐陽修對這兩種傾向都不滿意，對西昆體則“患其多用故事，語僻難曉。”對九僧詩則說他們“區區于風云草木之類”。在他的影響之下，晚唐詩漸被冷淡。蘇東坡、黃庭堅學杜甫、韓愈，詩風一變。尤其是黃庭堅，以他的盤空硬語，創立了江西詩派，稱霸于北宋詩壇。

　　到了南宋，江西派的詩流于艱澀拙樸，于是又有人回過頭來學晚唐詩，韓駒曾說；“唐末詩人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不可；今人作詩，句語軒昂，止可遠聽，而其理則不可究。”（《詩人五屑》十六引《陵陽室中語》）所謂“今人作詩”，就是指江西派中的詩人。奇怪的是，韓駒自己也屬于江西詩派，他這幾句話，無異是自我否定。

　　楊萬里早年也是作江西派詩的，到晚年時卻轉變了。他有《讀笠澤叢書》詩三首，其一云：

　　笠澤詩人千載香，一回一讀斷人腸。

　　晚唐異味同誰賞，近日詩人輕晚唐。

　　于是便出現了“永嘉四靈”①和“江湖派”②詩人。這一群詩人都學賈島、姚合，做五言律詩。又有葉水心為他們作理論的宣揚，南宋后半期詩壇，幾乎都以晚唐體為宗。江西詩派消失了。

　　但同時嚴羽作《滄浪詩話》，卻竭力提倡盛唐。他有一段話專論宋初以來的詩風：

　　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圣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谷，始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功，尤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這一段話是最簡明的宋代詩史。嚴羽以禪學論詩。主張作待當以盛唐為法，是正宗的大乘禪；晚唐詩還止是略得皮毛的小乘禪。

　　嚴羽是宋末人，他的理論，在當時未有顯著的影響。元人作詩，雖然以唐詩為宗，也還沒有在初、盛和中、晚之間有所偏重。因為金、元詩人如王若虛、元好問諸人，論詩的對象首先要抨擊江西詩派。

　　到了明代，前后七子都標榜盛唐詩法，以此為學詩的最高境界。嚴羽的《滄浪詩話》，至此才發生影響。從明初到隆慶、萬歷年間，詩人們一致推崇盛唐。可惜明代詩人之所以主張“詩必盛唐”，是從復古運動出發，他們的詩都是盛唐的模仿作品，藝術的創造性非常稀薄，有“泥美人”之誚。后來，袁宏道等兄弟三人崛起于公安，論詩主白居易、蘇東坡，以流暢平易為上，號稱“公安派”。接著，鍾惺、譚元春起于竟陵，又很不滿于公安三袁詩的便捷淺俚，提出幽深孤峭的標準以論詩，是為“竟陵派”。“公安”、“竟陵”兩派都攻擊前后七子的“詩必盛唐”論。在創作實踐上，“公安派”走了宋詩的道路；“竟陵派”則走了晚唐的道路。鍾惺選定《唐詩歸》，屢次為晚唐詩辯護、翻案，于是晚唐詩又一度時行起來。然而好景不常，到陳子龍、錢謙益出來，都提倡盛唐，學其雄渾高華的風格，黃鐘大呂的聲調。于是“竟陵派”的議論，一蹶不振。晚唐詩從此消失了它們曾經光榮過的地位。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

　　①溫州人趙師秀號靈秀，翁卷號靈舒，徐照號靈暉，徐璣號靈淵，稱“永嘉四靈”，成為南宋一個詩派。

　　②南宋時，杭州書商陳起刻印《江湖群賢小集》，收劉克莊、姜夔、葛天民等數十家的詩集。這些人稱為“江湖詩人”，亦成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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