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菩薩蠻》
王安石的《菩薩蠻》寫于王安石晚年罷相卜居半山時，詞旨在一“閑”字，表現(xiàn)了王安石遠離仕宦喧囂的閑情逸趣。
菩薩蠻·數(shù)間茅屋閑臨水
數(shù)間茅屋閑(1)臨水，窄衫短帽(2)垂楊里。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
梢梢(3)新月(4)偃(5)，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6)，黃鸝三兩聲。
【注釋】
(1)閑：悠閑，閑適。
(2)窄袖短帽：指便裝衣帽。
(3)梢梢：樹梢。
(4)新月：農(nóng)歷月初形狀如鉤的月亮。
(5)偃：息臥。
(6)關情：使人動情;關，牽動，動心。
【白話譯文】
幾間茅草屋悠閑地面臨著水面，我穿著窄小的衣衫戴著短小的帽子徜徉在那垂楊的樹叢里邊。要說花朵還是去年開得最鮮紅，那可是一夜之間春風把它吹開了，它怎能不紅艷艷。
可是今夜的新月在那樹梢上仰臥著，我中午喝酒一喝也就醉倒了，直到醒來便是這夜晚。什么東西最關系到人的感情，想去想來還是那深藏在那樹叢里面的黃鸝鳥叫喚的兩三聲。
【創(chuàng)作背景】
關于《菩薩蠻》創(chuàng)作時間，宋黃庭堅《菩薩蠻》(半煙半雨溪橋畔)小序記曰：“王荊公新筑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壘石作橋，為集句云。”按黃庭堅與王 安石同時而年輩稍晚，所記當有據(jù)，可信。由此可知該詞作于詞人晚年罷相后隱居江寧(今南京)鐘山半山園時。
【賞析】
《菩薩蠻》是一首集句詞，即全用前人詩句雜綴成詞。王安石一生寫了不少集句詩，當時人們竟相仿效，成為一種風氣。他不僅集句為詩，也集句為詞，這也可以說是他的首創(chuàng)，同時的蘇軾、黃庭堅，后來的辛棄疾等，皆相效法。集句為詞，除了要諳熟前人作品外，還要考慮句式長短，對偶聲韻，但最主要的是在詞意上須安排妥帖，情思連續(xù)，使之如出己口，真正為自己表情達意服務。只有如此，集句詞才算是一種藝術創(chuàng)作，否則只是一領破衲衣而已。
王安石卜居半山是他晚年罷相后回到金陵時，此時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遭到廢除，自己也落職出京，政治局面以至自己的身份地位都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數(shù)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里”開首二句明白地表示自己目前的生活環(huán)境與身份。往昔重樓飛檐、雕欄畫棟的官宦居處換成了筑籬為墻，結草作舍的水邊茅屋;如今窄衫短帽的閑人裝束取代了過去的冠帶蟒服。作者從九重宸闕的丹墀前來到了水邊橋畔的垂楊里。對于這種遭際的變化，王安石采取一種安然自適的態(tài)度。一個“閑”字渲染出淡泊寧靜的生活環(huán)境。也點出了作者擺脫宦海遠離風塵的村野情趣。兩句閑雅從容，雖然是從前人詩句中摘錄而成，但指事類情，貼切自然，不啻如出己口。
接著兩句是寫景：“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一夕春風來，吹開萬紫千紅，風光正似去年。但是“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參照唐人的原句“發(fā)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殷益《看牡丹》)，不難覺得作者也包含著與前人相同的感慨。但是，作為一個曾經(jīng)勵志改革的政治家，他對花事依舊、人事已非的感慨，就不僅僅是時光流逝、老之將至的嘆息，更包含著他壯志末酬的憂愁。
這種憂愁和嘆息并不僅僅是關乎自已個人寵辱得失，更包含著對政局國事的關切憂慮。因此在看似閑適的生活里，自然界的月色風聲，都會引起這位政治家的敏感與關注，而被賦予某種象征的意義：“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作者醉灑晝寢，再不必隨班上朝參預政事，生活是如此閑逸，但是，酒醒夢回，陪伴他的并不是清風明月，而是風吹云走、月翳半規(guī)的昏沉夜色。如果將“新月偃”這一富于象征的景象聯(lián)系當時新法廢除，新派落職，宋哲宗年幼不能理事，太皇人后高氏聽政起用舊黨的政治局而，認為作者用比興的手法寓示對國家政局的關懷，恐怕也不是郢書燕說。
但是，自己下野的身份，茅舍卜居的環(huán)境畢竟是遠離了政治中心，他此時的所志所適，也惟有閑逸而已，因此最后二句自然地歸結到閑情上：“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作者自問自答，寫得含蓄而余韻悠長。據(jù)馮贄《云仙雜記》引《高隱外書》云：“戴頤攜黃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濤腸鼓吹，汝知之乎?”可見王安石的寄情黃鸝。不僅要表現(xiàn)在鳥語花香中的閑情逸趣，更是顯示自己孤介傲岸、超塵拔俗的耿直人格。[1]
在安逸澹淡的生活情景中寄寓著政治家的襟懷心志，在閑雅流麗的風調里顯示著改革家的才性骨力。素潔平易而又含蓄深沉是這首詞的基本特色，雖是集句，也體現(xiàn)了王安石詞“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慨》)的創(chuàng)作個性。
但是，這首詞最值得稱道的是集詩句為詞這一藝術形式。這是王安石的發(fā)明。唐人豐富的詩歌遺產(chǎn)，成了王安石現(xiàn)成的詞句，除了第三句取自唐人殷益的《看牡丹》外，其余亦多出自唐詩，第一句用的是劉禹錫《送曹璩歸越中舊隱詩》：“數(shù)間茅屋閑臨水，一盞秋燈夜讀書。”第五句的出處是韓愈的《南溪始泛》：“點點暮雨飄，梢梢新月偃。”第六句來自方械的詩(失題)：“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如此信手拈來，隨意驅策，使之協(xié)律人樂，變詩為詞，確實體現(xiàn)了作者學富才高的創(chuàng)作功力。這首集句詞的成功更重要的還是作者用前人的詩句創(chuàng)造出自己心中的意境，為自己表情達意服務，并通過自己的精心組合安排，使之渾然無跡，如同己作。
拓展閱讀：王安石人物生平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臨川(今撫州市臨川區(qū))，父親王益，時任臨川軍判官。
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跟隨父親宦游各地，接觸現(xiàn)實，體驗民間疾苦。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征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曾鞏，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贊賞。
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jié)度判官。
任滿后，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宋仁宗舉薦，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
歐陽修舉薦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yǎng)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
王安石主張“發(fā)富民之藏”以救“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數(shù)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書》，以封建國家從皇帝到各級官吏職責為根據(jù)，提出在救荒時各自應該完成的工作。他講道:“賑濟者，用義倉米施及老、幼、殘疾、孤、貧等人。米不足，或散錢與之，即用庫銀糴豆、麥、菽、粟之類，亦可”。有學者認為董煟提出了系統(tǒng)的賑濟學說理論，特別提出了對殘疾人群體的救助，為后世的救助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宋代還特別注重倉儲在救災救濟中的作用。歷代出現(xiàn)過的倉儲形式在宋代幾乎都曾設立過，如常平倉、社倉、義倉等，另外還有廣惠倉、半儲倉、平余倉則是宋代的創(chuàng)舉。這些倉儲形式對救濟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下詔設置廣惠倉，救濟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陳說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tǒng)地提出了變法主張。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jīng)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xiàn)實：經(jīng)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
認為癥結的根源在于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于效法古圣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并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復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xiàn)對法度的變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懇辭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愿出仕。
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
不久王安石任職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眾士大夫都引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guī)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jù)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
宋英宗繼位后(1063年—1066年)，屢次征召赴京任職，王安石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
越次入對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jīng)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
王安石隨后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熙寧變法
主詞條：熙寧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
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新法，開始大規(guī)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nóng)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
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jīng)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
新舊黨爭
主詞條：新舊黨爭
變法伊始，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并加以懲處。
新法頒布后，王安石擢拔呂惠卿、章惇、蔡確等多人，參與變法的實施。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斗爭。
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韓琦上疏規(guī)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zhí)政曾公亮、陳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隨后，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guī)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shù)朝廷內(nèi)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
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nèi)省⒗畛！O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 皆被罷出朝廷。其后，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對他非常信任。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并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隨后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趁機復議廢止新法，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xiàn)自斷手腕現(xiàn)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
罷相始末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饑民流離失所,，群臣訴說免行錢之害，神宗滿面愁容，欲罷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認為天災即使堯舜時代也無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監(jiān)安上門鄭俠反對變法，繪制流民旱災困苦圖獻給神宗，并上疏論新法過失，力諫罷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兩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宋神宗對變法也產(chǎn)生了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改任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為吏部尚書。
王安石罷相后，奏請皇帝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二人堅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呂惠卿掌握大權后，擔心王安石回朝，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復王安石。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經(jīng)義》寫成，加封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外調為陳州知州。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nèi)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xù)推行下去。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請求離職，同年長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外調鎮(zhèn)南軍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元豐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為左仆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荊國公。
病逝江寧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為司空。
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聽政后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于江寧半山園。
紹圣元年(1094年)，章惇執(zhí)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廟庭，謚號“文”。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奪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降王安石從祀于廟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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