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及中國的機遇
摘 要： 本文回顧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世界各國為求自救所尋求的兩條路徑，即建立某種貨幣聯(lián)盟和重新實行美元本位制。在分析美元本位制利弊的基礎上，作者提出對于亞洲國家來說，唯一的出路在于效法歐洲，積極推進亞洲貨幣的一體化進程。而且，無論今后的亞洲經濟和貨幣一體化可能采取怎樣的形式，擴大人民幣在大中華地區(qū)、亞洲地區(qū)、乃至全球的使用范圍，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
關鍵詞： 國際貨幣體系，美元本位制，匯率金融危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是一個被國際社會熱議了半個多世紀但迄今尚無結論的問題。廣大非關鍵貨幣國家（地區(qū)）一直在抱怨如今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合理”。但是，這種主要基于道義理由的責難不可能產生實質性效果，因為，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及其演化，一向就只相信經濟和金融的實力：在國際金本位時期，擁有大量黃金儲備的國家可以主宰世界；而在不兌換的法償貨幣時代，則是那些在全球生產和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能夠讓自己的貨幣走遍全球，為其他國家使用和持有，并且以此來左右國際貨幣體系的發(fā)展動態(tài)。基于這樣的道理，今天我們所以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問題列為中國進一步發(fā)展的主要議題之一，也正是因為，本世紀以來，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增長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地區(qū)的長達20余年的高速增長，已大大改變了這個世界的實力對比－－實力格局的這種變化，必然會引發(fā)關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訴求。
一、從亞洲金融危機談起
亞洲金融危機10周年的時候，曾經有很多國際組織和研究者擔心，金融危機將重返亞洲。例如，著名的聯(lián)合國亞太經社理事會在一篇題為《2007年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經濟和社會概覽》的研究報告中就宣稱：在亞洲金融危機過去整整十年的時候，金融危機可能重返這個地區(qū)，而其主要的觸發(fā)因素，將仍然是貨幣匯率危機。今天來看，危機復歸的預言固然過于兇險而且完全沒有兌現(xiàn)，但關于匯率問題將始終困擾亞洲國家國內經濟運行和對外經濟關系發(fā)展的論斷，則確實觸及了廣大亞洲國家（地區(qū)）的心頭之痛。
匯率是國際貨幣制度的中心環(huán)節(jié)；發(fā)生匯率危機，折射出的是國際貨幣制度的不利影響。因此，如果說亞洲的問題出在匯率上，那么我們可以等價地說，亞洲國家的經濟運行強烈受到如今國際貨幣制度的不合理影響。
在亞洲金融危機剛剛爆發(fā)之時，人們還是習慣于把危機歸諸危機國家自身。諸如國內金融體系特別是銀行體系不完善、監(jiān)管體系不健全、基本面不健康、以及財政赤字等等，是人們最先列出的主要因素。但是，危機的進程很快就讓人們意識到這些論證過于陳舊。稍加分析便會發(fā)現(xiàn)：那些傳統(tǒng)上導致危機的因素，在發(fā)生危機的國家（地區(qū)）中似乎并不突出。事實上，就在危機爆發(fā)的前3個月，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曾對韓國、泰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地區(qū)）經濟的基本面和市場化進程給予高度評價。這一矛盾現(xiàn)象迫使人們去另尋根源，于是，固定匯率制、過快和過度的自由化、過度的負債、以及裙帶資本主義等等，被赫然列為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的新罪魁。客觀地說，以上所列種種，確實都是亞洲國家（地區(qū)）存在的問題，但是，如果認為亞洲金融危機可以就此蓋棺論定，則多數人心里都不甚踏實。人們或明或暗地感覺到，一定還有某些更重要的因素存在著，否則，危機不至于那么沒有先兆，其傳播不至于那么迅速，其影響范圍也不至于那么遍及亞洲地區(qū)。
在亞洲金融危機十周年的時候，現(xiàn)任中國銀監(jiān)會顧問，十年前擔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的沈聯(lián)濤先生發(fā)表了一篇名為“十年回望亞洲金融危機”的文章，對亞洲金融危機提出了新的看法。這篇洋洋灑灑2萬余字的長文，第一節(jié)的標題就不同凡響：“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不在泰國，而在日本。”那是因為：“日元的升值與亞洲的繁榮相聯(lián)系，貶值則意味著亞洲的衰退。”換言之，沈聯(lián)濤先生認為，牙買加體系所確定的匯率制度，是導致并加深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因素。
從 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開始構建其全球供應鏈。首先從亞洲各國獲得原材料，隨后又購買廉價零部件，而將成品主要銷往美國，然后是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qū)。這種被稱為“飛雁模式”的制造業(yè)擴展模式以日本為領頭，隨后是“亞洲四小龍”，再之后是“四小虎”，最后是中國大陸。問題在于：這一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系統(tǒng)存在著嚴重缺陷：供應鏈網絡有著美元和日元兩種貨幣標準。基于這一結構，亞洲便存在著日元套利的交易機制。日元套利交易的本質是：以非常低的利息借入日元，投資于美元或者泰，以獲得較日元更高的利息。尤有甚者，如果日元對美元貶值，那么，投機者就能獲得雙重收益：利差收益和匯兌收益。
真是一語中的！這里說明的道理是：只要亞洲國家面對多種他國貨幣作為國際交易手段和儲備資產，只要那些有影響力的大國的國內經濟走勢存在差異，只要匯率波動不居，則不論國內基本面如何，亞洲國家發(fā)生金融危機，就是隨時可能的事。所以，現(xiàn)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必須改變，否則，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非關鍵貨幣國家，就將始終生活在達摩克利斯劍之下。
二、少數國家主宰的國際貨幣制度是非關鍵貨幣國家的潛在風險因素
為了探討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方向，回顧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的國際貨幣制度的發(fā)展是有益的。上個世紀50年代，在美國的主導下，國際社會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這是一種“雙掛鉤”制度，即，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按照一個固定的比率同美元掛鉤。這個制度正常運行的條件，一是美國在保證國內經濟穩(wěn)定發(fā)展的同時不斷向國際社會提供清償力，二是各國實行固定匯率制并維持該制度的穩(wěn)定。眾所周知，這個制度隱含著“特利芬兩難”的矛盾，于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上半葉，該制度壽終正寢，代之而起的是以“牙買加協(xié)議”為標識的國際浮動匯率制。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世界各國都開始自謀生路，以求自救。其路徑基本上有兩條。
第一條路徑是尋求建立某種貨幣聯(lián)盟，在一個小范圍內另起爐灶。最具代表性且最成功的例證是歐元區(qū)的建立。經過長達30余年的艱苦努力，這個地區(qū)終于在上個世紀末，以國際協(xié)議的方式形成了統(tǒng)一貨幣區(qū)。歐元的啟動以及隨后逐漸被國際社會認可，使得歐元區(qū)各國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了以匯率波動為要點的國際貨幣制度不穩(wěn)定給區(qū)內各國經濟帶來的不利沖擊。另外，在這種體系下，區(qū)域內每個國家不必保持高額外匯儲備，從而使得持有儲備的機會成本最小化。
第二條路徑則是重新實行美元本位制，也就是，將自己國家（地區(qū)）的貨幣按照調整過的匯率仍然與美元掛上鉤并努力維持匯率穩(wěn)定。歐元區(qū)以外的多數國家（地區(qū)）走的都是這條路。這樣做的好處十分明顯：由于美元是被多數國家接受并使用的國際貨幣，與美元掛鉤，便使得掛鉤國家在從事對外貿易和資本輸出入時，獲得了價格穩(wěn)定的良好環(huán)境。
但是，這同樣也是一條成本很高，而且常常使掛鉤國家陷入困境的路徑。其問題主要有三。
第一，由于在國際交易中和建立國家儲備時必須使用他國貨幣，掛鉤國家（地區(qū)）便普遍存在著貨幣錯配問題。所謂貨幣錯配，從存量的角度看，指的是一國資產負債表（即國家資產的凈值）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從流量的角度看，它指的則是一國損益表（即國家的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凈值/凈收入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越高，貨幣錯配的程度也就越嚴重。
第二，各國貨幣釘住關鍵貨幣，一旦掛鉤國和關鍵貨幣國之間的國際收支間出現(xiàn)根本性不平衡，就會出現(xiàn)調整的不對稱問題。由于美國并不像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那樣依法承擔調整不平衡的成本，不平衡問題一旦出現(xiàn)，往往就會導致掛鉤國家陷入成為美國經濟波動和風險承擔者的不利局面。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出現(xiàn)過多次，眼下發(fā)生的次貸危機，更是一個新的例證。
第三，與上述第二點相聯(lián)系，廣大非關鍵國家的貨幣政策不免陷入兩難境地。這種兩難基于如下的現(xiàn)實：在美國和歐洲，其貨幣當局只須根據國內經濟形勢制定單一的貨幣政策；而在廣大非關鍵貨幣國家中，貨幣當局不僅需要針對國內經濟形勢來確定其利率和貨幣供應政策，還要同時根據對外平衡的狀況，運用同樣的工具來制定和實施適當的匯率政策。遺憾的是，對內和對外的這兩套政策，在目標和手段上常常相互沖突。回顧近兩年來我國貨幣政策操作前思后慮、左顧右盼的窘狀，便不難理解個中的關節(jié)。
面對此狀，人們再次對關鍵貨幣國家提出分擔調整責任的要求。然而，這種希望注定要落空。因為，1973年牙買加協(xié)議已經取消了任何國家對國際貨幣體系承擔的穩(wěn)定責任，所以，關鍵貨幣國家和地區(qū)在制定其國內（區(qū)內）政策時，理所當然地都只會把本國（地區(qū)）經濟的穩(wěn)定和增長放在第一位。不僅如此，這些國家還會對非關鍵貨幣國家的貨幣政策特別是匯率政策指手畫腳，并盡可能地向這些國家和地區(qū)轉移經濟波動和金融風險。我們當然不愿臆測這些關鍵貨幣國家在制定其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時就心懷惡意，但是，基于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特殊性質，他們的貨幣政策事實上都會對全球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則是不爭的事實。
問題還有復雜之處。即便關鍵貨幣國家出于某種考慮或迫于國際壓力，承擔起穩(wěn)定幣值和調整國際收支的國際責任，根據“特利芬難題”的邏輯，他們最終也會遇到幣值穩(wěn)定和國際收支惡化同時出現(xiàn)的兩難困境。這意味著，在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非關鍵貨幣國家要想免除匯率波動的不當干擾，只是一種良好的愿望。有鑒于此，我們必須設法自救。
三、根本出路在于在亞洲形成貨幣合作機制
在本文的開頭我們就已指出，雖然世界上非關鍵貨幣國家占據多數，但其中，亞洲各國（地區(qū)）對匯率波動的不利影響感受最深。這是因為，亞洲各國經濟的對外部門大都比較重要，其外匯儲備規(guī)模也十分巨大，因而蒙受貨幣錯配的風險最大。
不妨大致勾勒一下全球經濟的總圖景。目前，從地緣上說，世界存在三大經濟區(qū)域：美國、歐洲和亞洲。從經濟總量上看，亞洲最大，歐洲次之，美國最小。但是，從金融方面看，則是美國最強，歐洲次之，亞洲最弱。如果再集中到國際貨幣和國際儲備手段上看，問題更為嚴重。迄今為止，在國際經濟交往中，亞洲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自己規(guī)模巨大的產品和勞務的出口，以及日益增加的資本的流入和流出，無論是計價還是實際的移轉，都必須以美元和歐元為載體。于是，匯率穩(wěn)定與否，就永遠是這些國家（地區(qū)）宏觀調控難以回避的持續(xù)挑戰(zhàn)。既然涉及匯率，就免不了要時時謹慎地處理與美國與歐洲之間的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免不了要仰他們的鼻息，而且常常還會遭受無端的指責。
毫無疑問，所謂匯率始終是亞洲國家（地區(qū)）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說到根本上就是，亞洲國家（地區(qū)）在對外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中，在國際經濟體系和國際貨幣體系中，是否有話語權的問題。要想從根本上免受匯率問題的無盡折磨，我們必須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
有人建議要更為充分地發(fā)揮SDR的作用。這種想法在理論上堪稱完善，也符合創(chuàng)設SDR的初始愿望。但是，30余年的實踐顯示，在全球經濟由少數發(fā)達國家主宰的局面難以改變的條件下，希冀在技術上創(chuàng)設一種與各國的經濟實力相脫離并剝奪發(fā)達國家主導權的新的記賬單位、交易手段、支付工具和儲備資產，是不現(xiàn)實的。SDR的創(chuàng)設和分配一直受到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國家的反對和阻撓，再明確不過地顯示了其中的利害關系。
還有人主張恢復金本位。這實在是個缺乏歷史感的想法。如今，美元的持續(xù)貶值，使得大量持有美元資產的國家和地區(qū)蒙受巨額損失，致使投資者蜂起購買黃金保值。這種狀況喚起了人們對金本位的回憶，似乎也順理成章。然而，我們千萬不能忘記：金本位是人類歷史上曾經產生過的野蠻的貨幣制度，它使得人類的社會活動受到分布不均、產量有限、而且受到少數大亨的錢袋左右的冰冷的物的限制，并且使人們陷入“拜物教”的愚蠢境地。其實，只要了解上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國際及世界各國的貨幣制度如何艱難地擺脫其黃金束縛并獲得其現(xiàn)代形式的歷史，便可以知曉，恢復金本位既不可行，更難使發(fā)展中國家擺脫發(fā)達國家和少數富人的控制。
對于亞洲國家來說，唯一的出路在于效法歐洲，積極推進亞洲貨幣的一體化進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于各種形式的亞洲國家間的貨幣金融合作都采取積極態(tài)度。惟其如此，我們才能創(chuàng)造一個適合自己生存和發(fā)展的國際經濟和國際貨幣環(huán)境。
當然，亞洲貨幣一體化是一條長滿荊棘的道路。從上個世紀末的“清邁倡議”算起，我們事實上已經做出了僅十年的努力，但是，迄今為止，亞洲國家間的貨幣金融合作還局限在防范危機的領域，建立地區(qū)統(tǒng)一貨幣體系的根本大事，尚未出現(xiàn)值得一提的舉措。借鑒歐元啟動的歷史過程，我們或許需要做好再努力幾十年的準備。在這里，建立一體化的區(qū)域經濟體系，在互信的基礎上形成一體化的政治共識，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我們高興地看到，隨著中國的崛起和經濟輻射力的擴大，亞洲國家（地區(qū)）之間的經濟聯(lián)系近年來得到了迅速加強。我們有理由相信，亞洲貨幣一體化的進程，今后將越來越成為廣大亞洲國家（地區(qū)）的共同事業(yè)。
然而，無論我們做出怎樣積極的努力，當前由美元和歐元主宰全球金融體系的狀況都不會很快改變。面對這個現(xiàn)實，我們必須有長期的應對之策。在我看來，積累大量的外匯儲備，并且更為積極主動地運用這些外匯儲備，則是過渡時期的理性選擇。
于是我們就需要討論全球外匯儲備巨額積累的合理性問題。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大都轉向了某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根據國際金融的傳統(tǒng)理論，實行浮動匯率制將大大減少一國對外匯儲備的需求，然而，我們看到的事實是，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外匯儲備以天文數字在迅速增長；更重要的是，外匯儲備的全球積累是以相當不平衡的格局在發(fā)展。具體說，在世界的一極，美國和歐元區(qū)的外匯儲備規(guī)模較小且保持穩(wěn)定；在世界的另一極，外匯儲備則迅速積累，甚至南美洲傳統(tǒng)的重債國，現(xiàn)在也都擺脫了負債的地位，成為凈債權國。對于廣大非關鍵貨幣國家外匯儲備的巨額積累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主權財富基金”問題，我們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這是在難以擺脫關鍵貨幣國家的貨幣和其他經濟政策對本國經濟和金融運行的不利沖擊的條件下，在匯率風險成為常態(tài)的情況下，廣大非關鍵貨幣國家降低持有外匯之制度機會成本、追求更好的長期回報和抵御金融風險的一種不得已的積極安排。
四、上海在國際貨幣體系轉變過程中的機遇
我們認為，無論今后的亞洲經濟和貨幣一體化可能采取怎樣的形式，擴大人民幣在大中華地區(qū)、亞洲地區(qū)、乃至全球的使用范圍，都是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
如果上述討論的確描繪了中國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建設的路徑，則建立以人民幣為中心的市場體系，包括國際貿易中的計價、交易、結算，乃至儲備貨幣的安排，都是題中應有之義。換言之，在今后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進程中，努力形成人民幣中心，構成國內各個城市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條件之一。
為了推動這一進程，我們需要做出大量的努力。其一，應當建立一套比較合適的經濟和社會的制度安排，使得上海成為各種各樣的人民幣交易和經營人民幣機構樂于生根的樂土。其二，需要建立一套比較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證各種各樣的金融活動和金融機構得以順利地在上海開展業(yè)務。其三，應當以創(chuàng)新的精神，積極推動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chuàng)新，擴大人民幣的交易規(guī)模；其四，應當創(chuàng)造條件，大力培養(yǎng)合格金融人才，為國際金融業(yè)務的開展提供人力資本。
我認為，如果我們在上述方面做出努力，那么，建設上海金融中心就可以邁出切實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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