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張煒筆下的“民間英雄”系列

時間：2024-09-29 06:20:19 現當代文學畢業論文

淺談張煒筆下的“民間英雄”系列

　　論文關鍵詞：張煒民間英雄憂患意識
　　論文摘要：張煒作品中出現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這些英雄來自民間，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但作品中他們最后的命運卻是悲劇性的，這是“民間”給張煒創作帶來的局限。強烈的“民間”意識既成就了張煒也限制了張煒。
　　作為文壇上獨樹一幟的“‘噴怒”的作家，張煒其人及其作品以堅定的精神立場扣動著讀者的心扉，在商業文化如此泛濫的今天，張煒堅定地留守在這一片土地上盡情地呼喊與抵抗，這是他所接受的文化所賦予他的特質，他筆下的眾多英雄人物形象身上顯現著張煒的影子，而這些來自民間的英雄最終的悲劇性結局卻也表明了這種文化所帶給他的局限與不足。
　　( 一 )
　　張煒筆下眾多的民間英雄人物已組感了一個系列，那就是民間英雄系列：隋抱樸、寧柯、曲予、寧伽、老胡師、朱亞、史坷……。張煒的社會責任感，優患意識以及志于道的精神在他筆下的民間英雄人物身上得到了具體體現。
　　隋抱樸這個沉思的巨人可謂給讀者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他身上具有著深重的社會責任感。他一直在反思“鎮上人受了那么多苦，從老輩算起腸子里也沒有裝過多少糧食。可他們是種糧食的人，他們得吃秸梗、樹葉!糧食哪去了?不知道。反正沒有了。鎮上人是天底下最老實本分的人了，挨餓受凍，吃著草梗，不吭一聲，實在沒有力氣走路了，就躺下來死。 ”這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審視人間的苦難和鮮血所發出的呻吟和呼喚，“怎樣過生活”正是這位民間英雄的優患，他一直深思的就是這個問題，這個立足民間、立足人性、立足于道德的社會問題。
　　《家族》中的曲予也是一位深具社會責任感的民間英雄，他本可以享用祖上的遺產，無憂無慮地過一輩子，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他用大部分家產開辦了當地第一所中西醫院，以懸壺濟世完成自己的理性追求。當時局混亂時，他站在同情弱者的角度去理解、支持民主革命，直到最后為這一人道主義的行為而犧牲自我。在善性的照耀下，曲予的知識和智慧在歷史之維中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勇敢地投入了自己只遭逢一次的時代，做了一個男人該做的事情。
　　從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張煒所受的齊魯文化的浸染，看到他的民間立場。人的社會性決定其必然會受文化背景的影響，一水土上承載的風土、人文將對人的一生產生很大的影響，尤其是童年時期所受的文化浸淫及特殊經歷都將在人的一生中留下痕跡，這必然也會反映到文學作品中。正如王富仁在《咱山東人》中有段話寫道：“傳統是很厲害的，它的厲害在于不論你知道不知道，反正你就得是這樣的，孫悟空一個跟頭打十萬八千里，也打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張煒在其作品中就表現出了鮮明的齊魯文化特色。特殊的生活經歷，使他童年就經受了心靈的孤獨與寂寞，也使他有機會親近大自然，感受萬物之靈，而這一時期所飽覽的古代文化經典也使他吸取了不少文化營養。張煒曾多次在散文中提到童年生活對一個人的影響，“童年對人的一生影響很大，那時候外部世界對他的刺激，常常在心靈留下永不可磨滅的痕跡童年真正塑造了一個人的靈魂，染上了永不褪脫的顏色。”齊魯文化中的社會責任感、憂患意識、理想主義、民間英雄主義都深深影響了張煒及其創作。
　　齊魯文化中孔、孟推崇的就是一種道德化人格。孔子認為“君子義以為上”，要“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孟子也認為“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道德化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深沉的道義感，以及為實現這些道義上的責任奮不顧身的犧牲精神。在商業文化橫流的今天，正是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道義感使得張煒在這樣一個時代沒有隨波逐流，而是以一種獨立的精神，將關注的焦點投向了大地、自然、普通人的生活狀態，自覺地站在民間的立場呼喊不已，真實地傳達底層勞動者的生活狀況與思想感情，熱切關注人的生存狀態，以強烈的憂患意識書寫著這一切。
　　徐復觀曾對憂患意識作出過闡釋“憂患與恐怖、絕望的最大不同之點，在于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是從當事者對吉兇成敗的深思熟慮而來的遠見，在這種遠見中，主要發現了吉兇成敗與當事者行為的密切關系，及當事者在行為上所應付的責任。憂患正是這種責任感來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所以‘優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張煒在《融人野地》中就說：“憂患是一個作家的根哪，是一個作家的靈。他的整個生命，都充滿了關切不安。”張煒選擇了這樣一條道路，勇往直前，從不退縮。

　　“志于道”的古典人文精神在張煒身上得到體現。《孟子·盡心上》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這樣的一個時代，張煒申明并堅持著他的一貫立場。“我一開始，一直到現在，我的一生都會專注于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我的立場。在越來越多的人羞于談立場的時候，我卻要在自己的內心深處死死咬住它不放，一直到把它咬出血來”，他是不會隨波逐流的，不會降于世俗，因為“什么樂器在我手中都一樣，它們只會發出同一種聲音”。張煒不斷地申明自己的立場，在文學中自然也體現出來，他的筆下有“民間英雄”這一人物系列，很明顯地寄托了作者的文化與期望，寄托了一個山東文人對現實的失望和難以實現的抱負。
　　抱樸的執著、朱亞的堅守、曲予的不畏強權，我們都可以從作品中看出來。《遠河遠山》中的執著也非一般人所能及。《你在高原西郊》中“我”的追尋與堅持也是令人汗顏的。抱樸一夜夜的算帳，一夜夜的讀《共產黨宣言》，為鄉親找尋出路，這期間他忍受著折磨卻始終沒有回頭;朱亞為了保衛和搭救可憐的平原，一絲不茍，毫不退縮地拼搏到最后，吐盡最后一滴血。這都是一些不畏強權的堅守者，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張煒的影子，看到了一個齊魯文化所塑造的精華的影子。
　　（二）
　　民間成就了張煒，使其作品具有了深厚的意蘊，但是同時也給他帶來了局限，他作品中的這些英雄們永遠無法走出命運的悲劇性就是一個例證。《家族》中那匹從歷史深處奔馳而來的“飛揚的紅馬”就是他們的族徽，鮮紅的血預示著這些英雄的悲慘命運。這些民間英雄身上都有一種詩性的明朗和單純，注定要去漂泊、流浪、尋找、解救、受難，他們的漫游成長也就是發現自己的血脈的過程，這血脈是他們精神的動力，也是他們受難的根源，無法逃脫，無法改變。
　　“民間”是遠離官方的，沒有政治話語權就注定了最后的失敗。他們生在一個無法證實自我純潔與堅定的歷史語境中，個體強烈的自讓性與歷史語境對其殘酷的否定性之間構成了相互否證的關系。政治權力話語湮沒了個體的自我辯白，個體在這一語境中所得到的是被否定之后的沉重失落。“鮮血染紅的馬背”這一意象多次出現，展示著這些英雄的悲劇命運。曲予的被殺、寧坷的被冤、朱亞的慘死等都令人沉痛不已。而“我”反抗世俗化的虛無，忍無可忍，逃到東部平原，開辟“我”的田園。“我”是一個有知性的當代知識分子，在90年代市場經濟背景下，看到的是一幅幅與傳統斷裂又與理性精神異軌的圖景，固有的知性又啟發了對缺失道德感的世俗化的拒斥，但“我”的逃避也是無力的，這顯示了張煒“民間英雄的困境”。
　　而與民間英雄對立的是強大的話語權一族：趙多多、瓷眼、黃湘、柏老等，他們作為對立面，是邪惡和黑暗的化身，殘忍、狡猾、淫惡而又卑怯，但是他們強大的話語權使其力大無比，他們這些對立人物的出現，使得英雄的命運走向悲劇，也更加突現了這些英雄形象。非官方沒有話語權的悲哀，使得張煒筆下的人物永遠也走不出這個圈。
　　在“民間英雄”這一人物系列的身上我們看到了“民間”所帶給張煒的成就，但也看到了他的局限。在大地上深情地吟唱的張煒是否也意識到了這種局限，他筆下的人物何時才能走出這個悲劇性的怪圈，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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