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農民工階層的城市適應
關于民工潮的研究，人們往往從經濟的視角看得較多，因為農民工的收入提高與對城市的經濟建設的作用是顯見的。其實，從文化與社會的視角研究農民工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農民工進城不僅僅是農村人口在空間上移居城市，也是現代化意義上的“文化移民”，更是指個人從農村人向城市人的轉變過程，它涉及到農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的轉變過程。研究進城農民工的適應問題，不僅是民工潮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也對我國的城市化、現代化的實施具有現實意義。農民工城市適應的相關涵義
什么是適應？美國社會學家高斯席德(Goldscheider.G)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移民》一書中認為：“移民的適應可以界定為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移民對變化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做出反應。從農村到城市常常包含了這三方面的變化。”（注：Goldscheider.G.Urbanmigrantsindevelopingnations.WestviewPress,1983.）高斯席德強調變化和過程，傾向于把適應理解為行為本身，在變化的環境中移民們所做出的一種不斷的行為調整。同樣源于進城農民工的特殊身份，對他們來說，城市經歷是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必須不斷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會交往、社會心理上做出種種調節，從而順應他們自身所處的生存環境。
《社會學百科辭典》中沒有適應這一條目，有與之接近的“調適”、“同化”兩詞：“即人與人之間，不同的群體之間或不同的文化之間互相配合、互相適應的過程。經過調適，產生彼此和諧的關系。人們可以通過調適，即部分地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或生活習慣，更好地適應環境變化。”（注：袁方主編：《社會學百科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頁。）“同化”指“具有不同性質的人、集團或民族接觸以后，融合成新的文化單位的過程。……同化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的一種潛移默化的過程。同化是社會互動的一種形式，其作用在于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和行為規范，但不會觸動社會根本制度”（注：袁方主編：《社會學百科辭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頁。）。適應不是簡單地等同于同化，同化從字面上看有消極、被動的含義，適應比同化更具主動積極的意義，調適更加接近適應的本意。
《社會學詞典》中，對“適應行為”解釋是：“指個人適應社會環境而產生的行為。個人通過社會化，明了自己的社會權利與義務，形成了與社會要求相適應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性格，就會在社會交往與社會行動中采取符合社會要求的行動。反之，如果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環境，就會陷入困惑之中。人的一生是不斷地適應環境的過程。”（注：王康主編：《社會學詞典》，山東人民山版社1988年版，第352頁。）“適應”和“社會化”關系密切。社會化與適應是一個事物從兩個方面的不同表述。社會化是從社會對人的教化的角度而言，強調的是執行社會化的各種主體對個體進行教化的過程。而適應主要地是從接受社會化的個體角度而言，強調個體在社會生活中對周圍的環境和社會化的過程的接受程度。社會化是人對社會的適應、改造和再適應、再改造的復雜過程。社會化貫穿于人的一生和社會的整個過程，適應也貫穿于人的一生。具體到進城農民工的適應，則表現為一種成人的社會化。他們從農村來到城市，進入了完全不同于農村的一種生活環境，擔任了另一種不同的社會角色。進城農民工的這種生活環境和社會角色的變遷，迫使著他們進行自身調整，在經濟生活、社會交往、價值觀念方面都發生了變化，以更好的適應新的城市社區環境。顯然，進城農民工的適應是他們在新的環境下的繼續社會化。
從城市現代化的角度來看，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人類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邁向現代化的綜合反映”（注：鄭杭生主編：《社會學概論新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頁。）。從微觀角度看，現代化是指“個人改變傳統的生活方式，進入一種復雜的、技術先進和不斷變動的生活方式的過程”（注：羅吉斯：《鄉村社會變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頁。），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是以城市生活方式為參照的。沃思(louisWirth)認為，“城市性”是生活方式的一種，基于規模、人口密度和社會復雜性的不同，城市具有其有別于鄉村的一整套社會與文化特質。（注：LouisWirth,UrbanismasaWayofLif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el.44,1938,pp.1～24.）英克爾斯(AlexInkeles)認為，“城市在現代化過程中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注：英格爾斯等：《從傳統人到現代人——六個發展中國家的個人變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頁。）。帕克(RobertE.Park)主為：“城市環境的最終產物，表現為它培養成的各種新型人格。”（注：帕克等：《城市社會學》，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頁。）城市不僅僅是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域，它還是一種“城市性”的心理狀態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滲透和影響在農民工城市化進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城市化是一個“以人為核心的，多因素、多層次、多變量的綜合概念”（注：辛秋水：《農村城市化理論研究會綜述》，《江淮淪壇》1994年第5期。）。農民工的城市化，基本的含義是指農民工進城后的轉變及對城市的認同、適應過程。個人城市化進程與個人現代性的獲得基本上是同步的。農民工的轉變是以城市為參照系的，正如傳統的變遷方向是現代一樣。
我們把進城農民工的適應劃歸為三個層次：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和心理層面。這是進城農民工適應的三個不同的方面，又是依次遞進的層次：進城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首先必須找到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獲得一份相對穩定的收入和住所，才能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經濟層面的適應是立足城市基礎的；在完成了初步的生存適應之后，新的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是進城農民工城市生活的進一步要求，它反映了進城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廣度；心理層面上的適應是屬于精神上的，它反映出進城農民工對城市化生活方式等的認同程度。新的觀念、心態和意愿這些內在精神性因素的深刻變化，是進城農民工經過一段較長時期的生存環境適應的必然結果，反映了農民工參與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在心理上也適應了，才說明城市化對農民工人格的影響、塑造、提升，由農村人轉化為城市人這一社會化過程的完成。心理適應實質是被城市文化同化，完全地融入城市社會。這三個方面又是互相影響、不可分割的。
1993年農民工在流入地收入與消費結構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青年報》1994年3月8日第7版數據整理。
農民工階層適應的層次
1.經濟層面的適應。農民工的流動把獲取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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