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結構的發(fā)展方向
漢字的結構是朝著什么方向發(fā)展的？對這個問題，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回答：一是音化，一是意化。〔1〕所謂“音化”， 是指在漢字體系里音符數(shù)量由少到多，逐漸占優(yōu)勢；而“意化”，則是意符數(shù)量由少到多，漸次成為主流。
在討論音化或意化時，要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應著眼于作為漢字構成成分的字符。一個字符若要成為某語素的書寫形式或書寫形式的一部分，就要實現(xiàn)字符與語素的結合。結合的道路主要有兩條：一是用字符所示的意義與語素的意義溝通，這叫表意，這種字符增多就叫意化；二是用字符所示的聲音與語素的聲音溝通，這叫表音，這種字符增多就叫音化。由此看來，所謂表音表意，所謂音化意化，是就字符與語素結合的方式來說的，是著眼于字符的。字符與語素的結合，有“初婚”和“再婚”兩種情況。例如甲骨文中的 “日”與語素“日”的結合是“初婚”，而“晴”“馬日”中的“日”與語素“晴”“馬日”的結合都是“再婚”。“初婚”時字符只有形體意義，它與語素只能沿著意義這條道路走到一起；“再婚”時的字符，已有了它最初記錄的語素的音和義，它與新語素結合的途徑就可以有意義和聲音這兩條了。
一個漢字，不論它有幾個字符，也不管這些字符是通過什么途徑與相應語素結合的，一旦成了語素的書寫形式，它就成為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是“能指”，而相應的語素是“所指”。作為“能指”的字，是既有音，又有義的，因為語素是音義結合體。因此，說到音化意化時，不能著眼于作為語素書寫符號的漢字。在這一點上，中西文是一樣的。例如我們不能說英文“sun”這個字只有音，而中文“尖”這個字只有義，但可以說“sun”字所使用的字符“s”“u”“n”只表音，而“尖”字所使用的字符“小”“大”只表意。
第二，應著眼于漢字字符的實際運用。我們知道，在記錄語言時，一個漢字有時記錄這個語素，有時記錄那個語素；有時表示本義、引申義，有時表示假借義。漢字記錄的語素不同，所表示的意義不同，漢字所使用的字符表音表意的情況就有所不同。所謂表音、表意，實際上是指在漢字實際運用過程中字符與相應語素的結合方式，而不是指在創(chuàng)造漢字之時字符與相應語素的結合方式。例如古文字中的“來”，就其來源而言，是表意的；而就其運用講，是表音的。當然，這兩者有時是統(tǒng)一的。例如古文字中的“日”，當它表示本義時，是表意的；而就其來源說，也是表意的。
縱觀幾千年來漢字發(fā)展的歷史，我們發(fā)現(xiàn)，漢字的結構依次有三個不盡相同的發(fā)展方向，換句話說，漢字結構發(fā)展的方向是因時而異的。
一、在完整的漢字體系形成的過程中以及這種體系形成的初期，漢字結構發(fā)展的方向是音化。
完整的漢字體系是在原始文字的基礎上形成的，而原始文字（包括文字畫和圖畫字）都是表意的。漢字的文字畫材料，至今還未發(fā)現(xiàn)。而圖畫字的材料卻有一些。例如《金文編》843號，是一幅畫，像手里拿著刀殺豬，它的意思應該是殺豬祭祀祖先。從這類材料來看，圖畫字中已有可以反復使用的單體符號。這些符號，或者是代表有形事物的，或者是代表概念的。
當漢字完整的體系開始形成時，圖畫字中的許多單體符號被吸收進來；此外人們還仿此創(chuàng)造了許多類似的符號。然而光憑這些表意符號，還不能做到按照詞序無遺漏地記錄語言，這是因為，語言中的許多詞（如虛詞）是無法以形表義的。要想全面地記錄語言，只有走假借的道路。完整的漢字體系形成的過程，就是假借字不斷增加的過程。
漢字完整的體系形成的時間，大約是在夏商之際。殷代距離夏商之際相當近。在殷代的甲骨文里，假借字占了74％左右。〔2 〕屬于西周早期的《利簋》銘文，假借字的比重也大抵如此。
這時文字里假借字的比重如此之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在原始漢字里，可能也有一些假借字，但是其比重肯定很小。與原始漢字比較起來，殷商時代和西周早期文字里的假借字急劇增加。假借字是由音符構成的，這種字占大多數(shù)，那就是音符占大多數(shù)。這就是說，從原始漢字到殷代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漢字結構的發(fā)展方向是音化。
二、從西周時代起，漢字結構的發(fā)展方向是音意化。
從用字這個角度來看，自西周時代起，假借字逐漸減少：
西周前期的《大盂鼎》銘文，共有291個字，假借字約70個，約占總數(shù)的24％；西周中期的《史墻盤》銘文，共有284個字，假借字約 60個，約占20％；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銘文，有497個字，假借字約有70個，占16％；〔3〕春秋時代的《欒書缶》銘文，共有40個字，假借字5個，占12％強；戰(zhàn)國時的《鄂君啟節(jié)》，總字數(shù)164個，假借字3 個，僅占2％；秦漢時的帛書《老子》乙本共有5500個字，假借字320個，占6％；帛書《經法》約5000字，假借字320個，也占6％；現(xiàn)有的《老子》假借字30多個，不足1％；現(xiàn)有的《荀子》首三篇，共有5700 多個字，假借字54個，占1％弱。
上述統(tǒng)計說明，時代愈晚，假借字越少。
若從造字角度來看，自西周時代起，形聲字迅速增加。甲骨文中的形聲字，僅占20％左右。自西周時代起，形聲字大量增多。到了春秋時代，形聲字的數(shù)量已超過了表意字。秦國的小篆，依據(jù)許慎的《說文解字》，共有9353字，形聲字有8057個，占82％。南宋鄭樵分析過23000多個漢字的結構，結論是形聲字已超過90％。清代的《康熙字典》，形聲字也占90％。與形聲字在全部漢字中的比重逐漸增大相伴隨，漢字的數(shù)量也逐漸上升。漢字的數(shù)量和形聲字的比重成正比地增加，說明西周以后增加的新字主要是形聲字。
前面講過，自西周時代起，假借字在全部漢字中的比重逐漸減少，這就是說，西周以后形聲字在運用過程中，基本上是用來表示本義或引申義的。一般說來，當表示本義或引申義時，形聲字中的音符有表音作用，意符有表意作用。
形聲字是由意符和音符構成的，這種字數(shù)量逐步增多，也就是音符和意符逐漸增加。這種現(xiàn)象，既不能說是音化，也不能說是意化，而應稱為音意化。
所謂音意化，并不是說音化和意化平列，而是有主有從的。應該說，音化是主要的，而意化是輔助的。為什么這樣說呢？
首先，形聲字的最主要來源是在假借字上加意符。這樣做的目的，是區(qū)別同形同音的字。例如，“辟”的本義是法，但是被借來表示躲避、開辟、邪僻等意義。當多義的“辟”在語句中出現(xiàn)時，有時就分不清它是什么意思。為此，當表示躲避這種意思時，就在“辟”上加“走”旁；當表示開辟義時，就加上意符“門 ”（繁體）；當表示邪僻義時，就加上“亻”旁。這樣就不容易混淆了。由此看來，意化是在音化遇到困難時的補救措施，它是為音化服務的。
其次，形聲字中的意符所表示的，一般只是相應語素的意義類別，而不能確切地指出其意義；而音符則通過表示語素的音，確切地表示出語素的意義。
認識到音意化中音化的主導地位，就可以把后期的音意化與前期的音化聯(lián)系起來，籠統(tǒng)地稱漢字結構的發(fā)展方向為音化，但在這樣概括的時候，要意識到漢字前期的音化和后期的音化是有差別的。
三、現(xiàn)代漢字結構的發(fā)展有記號化趨勢。
所謂記號，是指跟文字所代表的語素在語音和意義上都沒有聯(lián)系的字符。記號化就是指記號這種字符在漢字體系里逐漸增多。
漢字體系里的記號，有一些是原來就有的。例如甲骨文中的“五”“六”“七”“八”等等。但絕大多數(shù)是在漢字演變過程中產生的。時代愈后，記號越多。
有些記號原是意符。意符都是表示意義的，其意義大別有二：一是形體意義，即用圖形所顯示出來的意義，所謂圖形，是指實物之形或抽象、象征之形；二是語素意義，這是字符最初所記錄的那個語素的意義。意符憑其意義與語素的意義溝通。具有形體意義的意符，當漢字變得不象形以后，它的意義喪失了，它跟相應語素的意義溝通被阻斷了，變成了記號。這種變化過程，其實自殷商時代起就已經開始了。例如甲骨文中的“有”為什么寫成“ㄓ”，“亡”為什么要寫成“?”？對這樣的問題，不用說一般人，就是古文字學家也回答不好。到了隸楷階段，漢字形體筆畫化了，具有形體意義的意符絕大多數(shù)變成了記號。有語素意義的字符，當它的意義與語素意義的聯(lián)系被切斷時，也就變成了記號。這種聯(lián)系為什么會被切斷呢？主要原因有三條：一是字符形體發(fā)生訛變，二是字符獨立成字時的意義發(fā)生變遷，三是相應語素的意義有了改變。
有些記號原是音符。音符跟相應語素的結合都是“再婚”，它的聲音就是它最初所記錄的那個語素的聲音。音符憑它的聲音與相應語素的聲音溝通。當這種聲音聯(lián)系的橋梁被拆掉時，音符也就變成了記號。聲音的聯(lián)系為什么會被阻斷呢？主要原因有四條：一是字符形體發(fā)生訛變，二是字符原來所記錄的語素已被人遺忘，三是字符獨立成字時的聲音有了改變，四是相應語素的聲音發(fā)生變遷。
由于在漢字體系里記號大量增加，所以現(xiàn)代漢字里的記號字和半記號字所占的比重已經很大。
我們曾對2500個常用漢字的結構做過分析，分析時所用的字形是現(xiàn)代楷書規(guī)范字形，所用的音義，是現(xiàn)代漢語普通話中的音義。當這些漢字表示相應語素的本義或基本義時，它們結構類型的情況如下：
第一，單意符字，共19個，占總數(shù)的0.76％；第二，多意符字，167個，占6.68％；第三，變體音符字2個，占0.08％；第四，多音符字，有3個，占0.12％；第五，意音字，有1321個，占總數(shù)的52.84％；音符有義的意音字有30個，占1.2％；第六，記號意音字，5個，占0.2 ％；第七，記號意符字，286個，占11.44％；第八，記號音符字，131 個，占5.24％；第九，記號字，有536個，占21.44％。
記號意音字、記號意符字和記號音符字，都可以稱為半記號字。如果把記號字、半記號字統(tǒng)計到一塊，則占總數(shù)的38.32％， 數(shù)量僅次于意音字（形聲字）。
有人曾以《新華字典》（1987年重排本）中的“又、冫、刂、魚”四部字作過抽樣測查，結果如下：〔4〕
部首 總字數(shù) 理據(jù)字 半理據(jù)字 無理據(jù)字
又 27 6 4 17
冫 24 7 8 9
刂 64 29 25 10
魚 88 68 16 4
總計 203 110 53 40
上表中的半理據(jù)字相當于半記號字，無理據(jù)字相當于記號字。如果把表中半理據(jù)字和無理據(jù)字合起來，則有93個，占總數(shù)的45.8％。
應該著重指出的是，上面的統(tǒng)計都是站在一個文化水平比較高的漢族人的立場上進行的，而且是依據(jù)相應語素的本義或基本義而進行的。誰都知道，漢字除了表示本義或基本義外，還表示為數(shù)眾多的引申義。若據(jù)其表示的引申義進行統(tǒng)計，含有記號的漢字比重會更大（當漢字表示假借義而其本義或基本義又被一般人所了解時，它就是假借字。這種字在漢字運用過程中占有一定數(shù)量）。
上面的統(tǒng)計說明，現(xiàn)代漢字的結構正朝著記號化的方向發(fā)展。目前，在漢字體系里記號雖然不占優(yōu)勢，但是數(shù)量已相當可觀。估計在不久的將來，含有記號的字很可能趕超意音字，成為漢字的主流。
早在40年代，唐蘭先生就指出：“圖畫文字和記號文字本是銜接起來的，圖畫演化得過于簡單，就只是一個記號。”但是，他認為“截至目前為止，中國文字還不能算是記號文字……還是形聲文字。”在這兩段話里，唐蘭把記號文字看作是文字的一個獨立發(fā)展階段，認為它與圖畫文字、形聲文字是相銜接的，這都是正確的。
我們的漢字已經走完了原始文字、假借文字和形聲文字三個發(fā)展階段，如果不被廢棄，它將邁進記號文字（在文字體系里記號這種字符占大多數(shù)）的大門，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注釋：
〔1〕自建國以來，許多學者持“音化”說， 例如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蔣善國（《漢字學》，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黃伯榮等（《現(xiàn)代漢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近年來，一些學者持“意化” 說，例如申小龍（《文化的語言視界》，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1年）、萬業(yè)馨（《略論形聲字與漢字表意性》，載《徐州師院學報》1992年4期）、蘇瑞（《論漢字的義化》，載（香港）《語文建設通訊》1992年12月）。
〔2〕參看姚孝遂《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發(fā)展階段》， 載《古文字研究》第4輯。
〔3〕參看錢玄《秦漢帛書簡牘中的通借字》， 載《南京師院學報》1980年第3期。
〔4〕蘇培成《現(xiàn)代漢字構字的理據(jù)性》， 載（香港）《語文建設通訊》第43期（199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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