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漢初陸賈的政治倫理思想的論文

時間：2024-07-22 22:55:43 政治畢業論文

淺談漢初陸賈的政治倫理思想的論文

　　論文關鍵詞：陸賈政治倫理無為求圣賢重民

淺談漢初陸賈的政治倫理思想的論文

　　論文摘要：陸賈是漢初復興儒學的先驅，其代表作《新語》以孺家仁義道德為本，同時吸收了道法家的某些因素，提倡無為而治、求圣賢和重民的政治主張，為漢初統治者構建以道德為基礎的統治提供了比較堅實的價值支撐，促進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包含有較豐富的政治倫理思想并具有較深遠的歷史意義。

　　陸賈是漢初復興儒學的先驅，并以其特殊的貢獻成為秦漢交替之際頗具影響的人物。陸賈的思想儒道雜揉，并吸收了法家某些因素，但以儒學為主。他在代表作《新語》中總結秦亡漢興的政治經驗教訓，提出了“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的德治方針，著重闡釋了以仁義為體而以刑罰為用的政治主張，無為而治的治國之道，大力培養和選拔人才以充實各級官僚隊伍的用人之道以及得之于民的重民思想，切實加強對民眾的道德教化工作，包含有較豐富的政治倫理思想并具有其重要的歷史地位。

　　一、仁義為本的政治主張

　　陸賈是漢初第一位力倡儒學的思想家，他根據秦亡漢興的史實，提出“攻守異術，文武并用”的思想，力諫劉邦以仁義治國，指出天下可以“馬上得之”，而不可以“馬上治之”。《史記·哪生陸賈列傳》記載:“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日:‘乃功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日:‘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陸賈總結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說明以“逆取”而“順守”、文武并用，不可專任“刑法”而需“行仁義，法先王”的道理，并在《新語》中確立了“得天下”以后應當從戰時政治轉為和平政治的總方針，得到了漢初君臣的一致贊同，為復興儒學找到了歷史的根據和現實的基礎。

　　作為漢初的儒者，陸賈高揚了作為儒學之標志的“仁義”思想。他把仁義作為批判秦苛法暴政的標準，確立先秦孺學的價值性、權威性和合法性標準。陸賈對仁義在治國中的作用極為重視，他將行仁義視為治理天下最主要的事情。《新語·道基》中指出:“握道而治，據德而行，席仁而立，杖義而強。”《新語·術事》中又言:“夫謀事不并仁義者，后必敗。”在陸賈看來，統治者治理國家必須講究仁義道德，這是治國之本。據統計，今本《新語》中凡“仁”字二十三處，“義”字三十五處，“仁義”并稱有十三處。通觀《新語》一書，一以貫之的是以仁義德教治理天下的主題。當然陸賈的《新語》并不是先秦儒家的簡單翻版，他的仁義學說充實了新的內容，吸取了道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因素，使之更切合于漢初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區別于道家的重道而輕仁義和法家的重刑輕德，陸賈把仁義與道德相提并論，并認識到片面強調“尚刑”而排斥仁義的的危險性，吸取了《黃老帛書》中“先德后刑”的思想。《新語·術事》中指出:“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于位而無德者姍，富于財而無義者仁;賤而好德者尊，貧而的義者榮”。《新語·本行》中還說:“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眾。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刑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興，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陸賈“以仁義為本”的政治倫理思想高揚了儒家道德，對于漢初實行長治久安之策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無為而治的治國之道

　　漢初大戰初定，國貧民疲，當務之急在于與民休養生息。為此，陸賈吸收了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強調統治者從古代君王和秦王朝的覆滅教訓中，認真吸取經驗教訓，施行無為而治而使國家達到大治。陸賈在《新語》中對無為的作用大加贊賞:“夫道莫大于無為，行莫大于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心，然夭下治。周公制禮作樂，效天下，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乃有為也。”這里的“道”顯然是指治道，而“無為”則是治道中之最重要者。意思是說:一是認為無為乃最大之道，也是古圣王治國之道;二是肯定只有通過無為才能達到有為的目的。什么是無為政治的理想境界?《新語·至德》中說:“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間里不訴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譯無夜行之吏，鄉間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于堂，丁壯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親。于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摩序而教誨之。然后，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相差，強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后行哉!”在上述陸賈的“至德”之世中，實行的是儒家的禮義之治。它雖有禮所規定的君臣、尊卑、大小、長幼、強弱、賢愚的等級差別，但他們的關系是和諧的，并且這種和諧不是由嚴刑酷誅而是通過道德、教育、賞罰所維持和達到的。此外，陸賈還指出:周室之衰，社會道德敗壞，政治紊亂，“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孔子“欲匡帝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位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于是“追治去世，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使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強弱不相凌，……為世而不絕，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為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所行也。”陸賈認為西漢結束了紛爭和混亂，正是實現這種理想社會的極好時機。

　　陸賈強調無為，但并不排斥有為，要做到有為而不妄為，主張盡量減少君主抬政過程中的主觀因素，而必須以法度為準循守治政的原則。就政治措施而言，是指為政的簡易，舉措不眾，刑罰不濫;就最高統治者的個人修養而言，是指在一定的法度內行事。《新語·慎微》中說:“因天時而刑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新語·無為》中也說:“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動作，不可以失法度。”這里的“法度”就是就是按既定的政治規則去治事，而非任隨主觀意志去處理政事。只要統治者躬行無為之道，約束和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尚德輕刑，使臣民各安其事，就可以達到理想的“至德”之世。陸賈無為而治的政治倫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適應和改善了當時統治階級與老百姓之間的關系，促進了漢初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三、求圣賢的用人之道

　　用人得失，關系到國家興亡和人民禍福。陸賈把用人問題同行仁義之政聯系起來，不僅強調行仁義，而且主張用圣賢。他把仁義比作君主的“巢”，而將圣賢視作君主的“杖”。《新語·輔政》說:“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臨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同得樸。”陸賈發展了先儒秦儒家重用圣賢的思想，并以古代圣王治國重用人才的成功經驗為據。《新語·輔政》還說:“昔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陵契為杖，固安而益安，動而益固。處宴安之臺，承克讓之途，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垂于無窮，名傳于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陸賈通過對比古之圣王之政成功與秦政失敗這一正反兩方面經驗提出結論:“故杖圣者帝，杖圣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杖饞者滅，杖賊者亡。”

　　陸賈主張在選擇人才時，要力求選擇那些圣者、賢者、仁者、義者，而力避那些饞賊之徒。而要做到這些，君主首先自身要做賢者、智者，注重以道德修身，以仁義治國。君主能否得到賢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身是否身懷道德，施行仁義。《新語·思務》中說:“故仁者在位而仁者來，義者在朝而義者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其次，君主招納賢才不僅要虛懷若谷、禮賢下士，而且要扶正壓邪，親賢人，遠小人。為此陸賈以趙高指鹿為馬的例子來說明統治者輕信餡按之徒顛倒黑白而造成禍國殃民的事實。另外，統治者選賢不能僅限于公卿貴戚，還要注意那些隱居窮澤的“不羈之才”。陸賈《新語·資質》中用豫樟樹和枯楊作了形象的比喻:“天下之名木，生于深山之中，產于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眾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說明名木豫樟會地處偏遠，但若不被發現和重視反而不如“道旁之枯楊”，為此君主要看到人才發揮作用的機會不均等而真正做到求賢、近賢此外，陸賈還強調舉賢任能，一定要做到輕名重實。《新語·術事》中說:“良馬非獨驥驥，利劍非獨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因此選用人才不必只顧名望，而在于求實。對那些高才俊士，人君要知人善任。因為“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砒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溫匿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為智者闡，馬為御者良，賢為圣者用，辨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說明一個仁智之君既要善于識才，又要善于用才，如此方能選拔一批賢良方正、直言敢諫之士，廉潔吏治，施行仁政。陸賈求圣賢的政治倫理思想有利于發現人才和發揮人才的積極性，提高當時各統治階層的政治管理素質，同時也有利于穩定和加強統治階級與老百姓之間的封建隸屬關系。

　　四、得之于民的重民思想

　　重民思想在陸賈思想體系中有著重要的意義。陸賈雖然沒有像孟子、賈誼那樣明確提出“民為貴”和“民為邦本”的觀點，但他繼承了先秦時期的民本思想，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了豐富的重民思想。首先，陸賈不僅深諳儒家之民本思想，認識到政權得失、國家治亂的根本在于民心向背，而且也從親身經驗的秦亡漢興這一歷史過程中看到了民的力量。他將“得民”還是“失民”視為社櫻是否長治久安的關鍵所在。《新語·至德》中說:“欲建國強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于民。”陸賈認為因為“懷道者眾歸之，臨刑者民畏之”乃天地之性，是萬古不變的普遍法則，所以要得民心就須“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陸賈力倡要以德化民，強調只有重視道德的教育和感化作用，才可能使“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達到“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的境界。而這樣的社會秩序單靠堅甲利兵和嚴刑酷法是實現不了的，還須尊德任賢才能完成教化百姓的任務，從而“得民心，服遠近，成仁義之化”。其次，陸賈主張君主應節儉省身，節省民力而不要濫用民力，并力勸統治者要重農桑，強調對民要“風之以儉”，“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強調統治者率先垂范，帶頭過儉樸的生活，罕興力役，不僅可以為社會移風易俗樹立榜樣，而且也可以保證更多的勞力從事農桑之事，老百姓便會家給人足，國家也才能長治久安。反之統治者迫求驕奢淫逸的生活則必然造成大肆征伐，對人民橫征暴斂而導致民心所失乃至家破國亡的危機。所謂“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統治者應施行仁義禮樂教化百姓，并為了不使民困，要“不興不事之功”，從而“稀力役”、“省貢獻”、以養育民力。最后，陸賈強調作為統治者還要“篤于義而薄于利，不與民爭利。《新語·本行》中說:“夫釋農桑之事，如山海，采珠現，捕豹翠，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行，豈不謬哉?”由此陸賈認為統治者與民爭利是極其荒謬的，并以歷史上魯莊公窮奢極欲，苛捐雜稅剝削百姓而導致人亡國危的事實規勸統治者一定要謹守仁義道德，而不可貪圖民利。陸賈關于重民的政治倫理思想看到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和緩了君民關系，減輕了老百姓勞役負擔并有利于發揮其生產積極性，同時也有利于當時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陸賈在《新語》中所表述的政治倫理思想以儒家仁義道德為本，并吸收道法家某些因素，為漢初統治者構建以道德為基礎的統治提供了比較堅實的價值支撐，同時也和漢初黃老政治關于一與民生息、輕刑薄斌、省事節用的社會實踐相結合，促進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具有較鮮明的時代特征。陸賈政治倫理思想對于后世，尤其是董仲舒封建倫理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影響巨大，說明其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具有較獨特的道德價值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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