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董仲舒政治哲學的形上基礎及其現代詮釋論文
北京大學出版的2001年修訂本《中國哲學史》認為:“董仲舒的全部思想都是為漢王朝封建專制統治創立理論上的根據的。”筆者認為，這把董仲舒的思想過分意識形態化了。以筆者之見，對董仲舒的了解，應從對他整合、繼承、研究、注解儒學經典(如《春秋》及其《公羊傳》)時所收獲的歷史哲學成果處下手，體察其中心命題，而不能隨意將漢代的政治形態作為其思想內涵的判定基礎。事實上，漢代對十變革政制已然有了現實需求，意欲從無為清靜轉變為有為進取，乃將適合十此的董仲舒思想作為基礎。董仲舒的思想則不盡待漢代政治事實以定，而是另有儒學及諸子之學處的所本。
一、武帝問策的哲學背景
漢武帝時，董仲舒以其所傳之公羊學而成為了春秋經博士。在漢武帝“舉賢良對策”之際，他提出了所謂“天人二策”。這二組策問，均涉及武帝最關注的問題。《漢書·董仲舒傳》對此事記述詳備，其所載武帝首次策問中的二問如下:“二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
二、董仲舒從諸經之學處受到的影響
1.《周易》的影響:天人合德
董仲舒的對策，帶有儒家的思想成分。他顯然把易學中“天人合德”的思想轉化為了“天人感應”的思想。“天人合德”的思想，來自十《文言傳》中的“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2}2}等諸語。其意義，在十彰顯了人具有可發揮天之能力的德性。因此，在孔子及其儒門后學看來，天能生人，而人有天之德，能弘天之道，亦即維護以發展生命為務的生生事業。在重視生生的角度上，天與人是一致的，此即“天人合德”。
2.《尚書》的影響:天的人格化
除了《周易》之外，在《尚書》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種“天命”之說，如“惟命不十常，汝念哉，無我珍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等。這種天命觀將天命與人君的施政之善聯系在一起，認為施行善政是獲得、保有天命的前提條件。其視天如人格神，認為天也盼見天下大治，故希望以圣人為人君，因此常施天命與善人。天固不言，但可以用災異和符示來表達自己的好惡，彰顯天命之所在。這就導向了“天人感應”之說。
3.《春秋公羊傳》:天人關系的感應化與災異符示的示警說
當然，董仲舒本就專治《春秋公羊傳》之學。而公羊學所內蘊的災異說，當然對董仲舒造成了比易學與尚書學更大的影響。比如，在注解《春秋》經隱公九年二月的“癸西，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時，《左傳》稱此處系“書時失也”《谷梁傳》也只稱“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均認為經載此事只是為了記錄自然天候的失常。而《公羊傳》則獨稱:“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椒甚也。可見，《公羊傳》將天象與人事關聯在一起，認為人事是天象發生的依據，而這種觀點是與其他二傳迥異的。而董仲舒以此為本，就能很自然地開出其“天人感應”之論。
三、董仲舒從諸子之學處受到的影響
1.墨家:天的人格化與“天志”
董仲舒認為“天”是有意志的，這合十,,子的“天志”之說。果子認為天有其喜怒與意志，而天則要求人類“兼相愛，交相利”。過去尚未有人考察董仲舒與果子之間是否存在思想聯系，我特在此提出這一問題。終極地看，在“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中，天具有一種威懾性的力量，使人能更好地去發揮善良之心而非放縱邪惡房氣。因此，這是與果子的“天志”“兼愛”之說相通的。
2.陰陽家:陰陽五行的工具化與目的化
同時，董仲舒繼承了戰國以來方術之士的思想，如鄒衍的五行生克之說。戰國時，陰陽家對古代流傳下來的五行傳統作出了進一步發揮，將其變成了具有歷史和政治意義的解釋框架。形成了一套與陰陽消息之觀念相結合的五行生克理論。鄒衍的五德終始說，更是流行十一時。春秋戰國以來，天下分裂，而“道術將為天下裂”。秦雖然有統一天下的力量，且向五德說中尋求了統治合法性的依據，但并未致力十發展與大一統相配之德，其倚重強制性的權威，而非務十建立一種持久性的規范。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賦予五行以道德的內涵，并能彰顯各種德之間的關系。
四、對諸經諸子之學的整合
董仲舒還在《春秋繁露》中把最終政治權威建立在“兀年春王正月”的“兀”上。這種對“兀”的重視，既有可能來自十其對《易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2]340之“太極”的認識，也可能受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二，二生萬物”之“太一”的影響。《淮南子·太初訓》中的“始而又始曰太始，一之又一曰太一，白之前有白曰太白，極之上有極曰太極”，就同時體現了道家的“太一”與易學的“太極”。這就為董仲舒看重政治首領與“兀”的聯系提供了基礎。剛好漢武帝又崇拜太一，乃至建立了太一祠，因此易十接受董仲舒的“兀”思想。所謂“兀”，應能包含天地，恰如太極能分而生乾陽坤陰。董仲舒也確實在其《春秋繁露》里提到:“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
五、從形上基礎到現代診釋
董仲舒的政治哲學，不但具備形而上學的基礎，還應當有其現代論釋。董仲舒治公羊學，把陰陽五行作為自然向度上的基礎，回答了武帝的天人之二問，從而導向了歷史上政治權威與理論權威間對形上學、宇宙論之認識的統一，使政治權力合理化、法統化。在董仲舒的所有思想中，“天人感應”扮演著一個最重要的角色。不過，其思想之整體，并非僅限十“天人感應”，還包含著“二綱”“大一統”等諸說。在儒家經學方面，他受到了易學“天人合德”說、尚書“天命”說以及其所專治之公羊學的影響。除此之外，他對天之意志的認識，受到了,,子“天志”說的影響;在對改朝換代進行歷史說明時，他吸收了鄒衍五行生克說的理路;在具體應用方面，他也強調法、術、勢，其學中的法家思想淵源雖較,,家、陰陽家淵源為弱，但也切實存在，且其法家色彩已被融合進了儒學之中，如以刑為德之輔等等。在這個角度上，他不是一個單純的儒生，而是一個整合先秦主流思想的學者。他既提供了宇宙論的范式，也規劃了歷史發展的范式，以此來維護、說明當前權力運用的格式。
六、結論
董仲舒的政治哲學，有這樣幾個層次。首先，其包含“天人感應”理論的管理效果。同時，其依據對人性論的認識而強調仁政和教化，認為君王必須效法天地而為政，指導百姓有序地因時耕作，并須發揮仁義的精神。此外，他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二》中提到:“仁之美者在十天。天，仁也”天有生生之德，能周而復始地養成萬物;人既然“受命十天”，就要“取仁十天而仁也”。由是，春夏秋冬則“皆其用也”。這樣一來，我們能從人心處查知天下的喜怒，制定法度與官制，施行教化，這就充分地把“天人合一”的思想用在了政治管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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