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殘疾大學生的求職故事
2012年遼寧省高校畢業生達到了26.4萬人，大學生就業老生常談的現實難題再次進入公眾視野，在如此眾多的就業群體中，還有比例弱小到忽略不計的群體——殘疾人大學生。來自遼寧省殘聯的數據是，2012年畢業的殘疾人大學生有百余人，沈陽市殘聯的數據是，沈陽籍殘疾大學生畢業人數是17人。
相較于普通大學生，殘疾大學生就業之路更加坎坷，盡管有相關部門的政策支持，但在幾十萬就業大軍面前，殘疾人大學生們不得不面對社會意識的畸形，以及自身必須克服的生理難題，他們的就業之路難免呈現出某種殘缺的窘境。
從烈日炎炎的盛夏進入到雨雪交加的初冬，2012年畢業于遼寧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專業的邵金輝仍然在尋找工作的焦慮中，從畢業前至今，邵金輝發出了245份求職簡歷，也曾在三家醫院實習過，但目前的狀態仍然是待業。
與眾多的同學不同，邵金輝是個殘疾人，因為兒時發燒引發的腦癱留給他明顯的印記，左手呈佝僂狀，無法正常使用，右腳偏內近90度，走路一瘸一拐。
當醫生是全家的夢想
在求職簡歷中，邵金輝沒有回避自己的殘疾：“我雖然是個殘疾人，但我對醫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在理想的指引下，我考了遼寧中醫藥大學，在那里繼續了我的夢想……”
借助在同學租住的房屋里，邵金輝盡可能減少下樓的數，7層樓對于普通人來說都有些氣喘吁吁，對于邵金輝來說花費的時間要超過常人好幾倍。不過，這對邵金輝來說并不是多大的問題，想起上學時，同學們可以跑著跳著歡快地邁過樓梯上學，邵金輝就不得不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來適應這個社會。
其實在更早之前，從上學起，邵金輝已經意識到了自己與同學們的不同，在好奇探究的眼光里，邵金輝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學習上，希望通過優秀的成績拉近自己與同學們存在的天然距離。
上大學之前，邵金輝并非沒有設想過四年后求職的難處，但現實還是“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在求職簡歷中，邵金輝沒有回避自己的殘疾：“我雖然是個殘疾人，但我對醫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在理想的指引下，我考了遼寧中醫藥大學，在那里繼續了我的夢想……”
可是，畢業的到來讓“繼續的夢想”不得不暫時中止。雖然在學校的幫助下，邵金輝先后在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以及沈陽另一家醫院各實習了幾個月的時間，但這種實習對邵金輝的留用并無多大幫助，邵金輝也表示：“因為臨近畢業，很多事情需要處理，實習的時候也是斷斷續續的。”邵金輝曾經實習過的科室也表示，對邵金輝“沒什么印象了”。
邵金輝在2012年5月至8月在北鎮市中醫院工作了三個月，在這段時間里，邵金輝有了煥然一新的感覺：“每天穿著白大褂，雖然是在放射科工作，但我覺得自己是名醫生了。”拿著每月1150元的薪水，邵金輝很滿足：“就算是沒薪水，我也愿意一直做下去。”
但邵金輝最后仍然沒有留下來，邵金輝工作時的負責人告訴：“這孩子很刻苦也很努力，但是否留下并不是我能決定的，我估計(沒留下)還是因為身體。”
這一次的無疾而終，對邵金輝打擊顯而易見：“作為一個殘疾大學生，我并不需要社會上給予我們過多的照顧，我只需要一個平臺，能夠和普通大學生平等競爭的平臺，為什么連這個平臺都沒有呢?”
邵金輝的母親說：“家里知道他找工作不容易，也曾建議他先找找別的工作，可孩子就想當醫生，孩子是因為生病致殘，他想當醫生救治跟他有同樣病癥的人，為了他讀書，家里讓還念初中的妹妹輟學，一起供他念書，讓他成為一名醫生，是全家人的夢想。”邵金輝的母親準備一直支持兒子的夢想，哪怕兒子始終找不到工作。
對于邵金輝的執著，遼寧省殘聯殘疾人就業指導辦公室主任段志偉非常理解，在殘疾人就業領域，段志偉有超過20年的工作經驗，段志偉說：“我曾經跟邵金輝談過，像他這樣的大學生無論是個人還是家庭，要比普通人完成學業付出幾倍甚至十幾倍的辛苦，所以，無論是個人還是家庭，對于未來的就業要求就會比普通人更高，這些孩子的就業面本來就很窄，但都去想高端職業。”
普遍的就業之困
“殘疾大學生就業面臨的困難，也會在普通大學生身上體現出來，現在政府每年都會給這些孩子提供平臺，提供支持政策和公益崗位，但僅僅靠政府還是不夠的，這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全國人大代表、沈陽市殘聯副理事長孫淑君表示。
事實上，與邵金輝同期畢業的90多個同學中，能夠成為醫生的也寥寥無幾，其中的30多個選擇了考研，邵金輝熟絡的幾個同學中，有的選擇了去培訓機構當英語老師，還有三個至今沒找到工作。
邵金輝認為自己并不是偏執：“現在農村中，村醫大多是五十多歲，三四十年齡段的是個斷檔，我覺得，如果關于農村醫療政策能夠持續的話，我的夢想還是可以實現的。”
邵金輝認為只要自己堅持下去，在醫院當醫生，有資格考取醫生資格證，然后再申請執業資格，應該還是可以的。邵金輝反復強調，自己不需要社會的同情和憐憫，只需要一個能夠完成夢想的平臺。
對于邵金輝的堅持，并非都是贊同的聲音，而邵金輝的求職之困，也普遍存在于其他殘疾人大學中之間。
聽力有殘疾的羅曉(化名)2011年畢業于沈陽大學，同樣遇到了就業的困難，羅父告訴：“孩子聽力受損是因為小時候青鏈霉素過敏所致，600萬分之一的過敏概率發生到我孩子身上，從小就戴著助聽器，從沒考慮過讓他去接受特殊教育，就讓他跟正常的孩子一樣，就希望他別和社會脫節。現在政府對殘疾大學生的就業還是很重視的，羅曉還沒畢業的時候，市里的社會保障部門、殘聯以及區里的相關部門都家訪過，對于孩子的就業也都給予了實際的幫助，可在執行的時候，卻很難落到實處。”
羅父說，在相關領導的批示下，羅曉被安排到了一個事業單位，可去報到的時候，該事業單位卻稱：“沒有編制了，羅曉只能以勞務派遣的身份到該事業單位下屬的一個企業工作。”
這樣的結果讓羅父拒絕了，在后來，羅曉成了一名保安。“說是保安，其實就是打更的，因為那時他就職的單位正在建設中，也沒啥人，每次同學聚會后，孩子總會有心理落差，說某個同學找到工作了，月薪3000多，而自己念了四年大學還只是保安。”
對于孩子的失落，羅父只有好言安慰：“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已經不希望孩子有什么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想法了，就希望他能平平安安快快樂樂的，等到我們都沒了，他能靠自己的本事養活自己，養活自己的家庭。孩子是學建筑的，今年就通過招聘找到了相關的工作。”所以，羅父對邵金輝這樣的堅持是理解的，羅父說：“上天已經讓這些孩子的人生有了殘缺，彌補這些殘缺，只能靠自己比常人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
不過，并不是所有人都贊成邵金輝的執著，畢業于渤海大學計算機專業的王斌就曾表示：“我能體會邵金輝的內心，但作為一個殘疾大學生來說，應該放寬自己的就業渠道，人為地限制自己的就業渠道并不可取。”這個被診斷為“肢殘二級”的應屆大學生，如今正在進修，“肢殘二級”意味著王斌喪失了部分獨立生活能力，但王斌說：“都已經這樣了，只能讓自己樂觀起來，而且最關鍵的就是自己的內心，別那么敏感，不要遇到常人關于殘疾的玩笑就往自己身上聯想，只有自己強大了，才會被社會更廣泛地接納。”
同樣是2012年畢業的嚴云(化名)大學時學的是建筑專業，致殘三級的她在殘聯的幫助下獲得了一份公益崗位，在一家事業單位里從事檔案管理。嚴云說她當初也投寄出百余份求職簡歷，同樣都沒有結果，“幸好有政府的幫助，雖然薪水不多，但各種保險都有。我現在從事的工作與當初學的完全不一樣，作為殘疾大學生，我建議邵金輝先找到能發揮自己特長的工作，而不是拘泥于非醫生不當的尷尬中。”
事實上，段志偉也曾給邵金輝建議，“現在殘疾人就業領域中，盲人按摩的前景最好，我建議過邵金輝既可以去大的按摩中心當保健醫生，也可以回到家鄉帶幾個盲人，發揮自己中醫的特長，一樣可以為社會做貢獻。”
但邵金輝還是想著堅持自己的醫生之夢。段志偉說，從全省的情況來看，殘疾大學生就業比普通大學生就業更困難，這是個現實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沈陽市殘聯副理事長孫淑君也表示：“殘疾大學生就業面臨的困難，也會在普通大學生身上體現出來，現在政府每年都會給這些孩子提供平臺，提供支持政策和公益崗位，但僅僅靠政府還是不夠的，這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需要全社會的認知
中國對殘疾人就業從1994年進行改革，從此前的集中就業、安排福利企業過渡到分散就業，讓殘疾人到社會中就業。“這個做大的好處是讓殘疾人與社會更好的融合，也是從發達國家借鑒而來的……”遼寧省殘聯殘疾人就業指導辦公室主任段志偉說。
沈陽市殘聯就業指導的相關人士告訴：“近些年，政府每年都會出臺幫助殘疾人就業的政策，更關注殘疾大學生的就業，除了每年拿出一定數量的公益崗位提供給殘疾大學生，還會找很多企業，通過社會的力量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
在沈陽市殘聯提供的一份《2012沈陽市城鄉殘疾人網絡就業洽談會企業用工明細表》中，有28家企業提供了500余份崗位，薪水多是1500元左右。一工作人員告訴：“一方面，找愿意提供工作崗位的企業不容易，另一方面，一些殘疾人特別是殘疾大學生對企業提供的薪水又不滿意，所以，安排殘疾人特別是殘疾大學生就業并不容易。”
邵金輝說，為供自己讀書，家里已經欠下近3萬元的外債，如果放棄醫生的夢想，隨便找份月薪1500元的工作，“以目前的物價水平，僅僅能養活自己。”段志偉稱：“因為經濟的發展，我們很多企業還沒有足夠細化的工作，他們招聘人員往往需要一專多能，而身體有殘疾的往往很難達到企業的要求，薪水也就不會太高。”
實際上，政府并非沒有考慮到企業的難處，已經出臺多年的殘疾保障金就規定，如果企業招聘殘疾人的比例占到企業總數的1.7%，就可以免繳每年760元，這就意味著，以百人規模的企業計算，如果未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該企業每年就必須繳納7.6萬元。
但現實中，許多企業寧愿繳納殘疾人保障金，也不愿安排殘疾人就業。
對此，段志偉說：“一方面是社會文明還沒發展到那個程度，另一方面，社會還對殘疾人有歧視的色彩。在發達國家，企業安排了殘疾人就業是非常光榮的事情，有參觀的都會領到殘疾人工作崗位，以表現自己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但中國很多企業即便是雇用了殘疾人，也都安排在外人難以看到的地方，生怕被別人看到，影響自己的企業形象。”
據了解，中國對殘疾人就業從1994年進行改革，從此前的集中就業、安排福利企業過渡到分散就業，讓殘疾人到社會中就業。段志偉稱：“這個做大的好處是讓殘疾人與社會更好地融合，也是從發達國家借鑒而來的，但遺憾的是，社會的整體文明距離發達國家還有差距。”
“一方面是社會意識的不足，經常可以看到很多企業家捐款幾千萬，但幾乎看不到哪個企業家給殘疾人提供多少個工作崗位，另一方面，殘疾大學生也要加強自己的融入意識，有這樣的現實例子，企業要求員工按時上班，但會有殘疾人經常遲到，一旦批評，殘疾人就會抱怨，這就加大了企業的管理成本，類似的事情雖然不能說很普遍，但也不是特例。”段志偉說。
遼寧某科技公司提供了多個崗位給殘疾人以及殘疾大學生，該企業的人力資源負責人告訴：“相比之下，殘疾大學生與普通大學生的綜合能力還是有些許差距，遇到工作難題時，如果不主動問他們，他們寧可自己一直鉆研下去，也很少主動向同事求助，多少會影響工作速度，我們企業的殘疾人從沒有遲到的情況，沒有人因為殘疾而影響到正常的管理。”
所采訪的多位殘疾大學生，無論就業與否，都表示，“絕不會因為自身影響別人，這是基本的準則。”
另外的好消息是，經過本報的報道，已經有醫療機構愿意給邵金輝提供一個展示自我的平臺，邵金輝說，希望不僅僅是我一個人能夠有這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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