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為什么被貶為江州司馬？
篇一：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的原因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貶江州司馬，從此“換盡舊心腸”，成為白個人際遇和生活的轉折點，從所謂“兼濟天下”到了所謂“獨善其身”。
這次被貶，白居易自以為天涯淪落，牢騷滿腹，顧影自憐，很是寫了幾首好詩。江州司馬青衫濕哪，所以后世同情白的大有人在，認為白的被貶是當時唐政府的不是
。其實，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就這次貶謫，于白而言，純屬活該。這是對白一貫喜歡出風露頭的合理懲罰。
白之遭貶事出宰相武元衡被刺殺案。元和十年(815年)6月3日，淄青節(jié)度史李師道派中岳寺僧人刺殺了主持平定藩鎮(zhèn)叛亂的宰相武元衡，武當場死亡，當時武正主持進攻吳元濟(就是后來李朔雪夜入蔡州生擒活捉的那位)。刑部侍郎裴度亦被刺成重傷(傷在頭部)，幸賴隨從拼死相救，才搶回一命。一時朝野震驚!明擺著，敢同時刺殺宰相和刑部侍郎的后臺老板，毫無疑問是和中央政府對著干的藩鎮(zhèn)。這是藩鎮(zhèn)對中央政府的公然挑戰(zhàn)。
憲宗皇帝(文治武略均應為中唐首指)龍顏大怒，下詔捕賊。并于刺殺案發(fā)三天后，下詔任命尚在重傷之中的裴度接任宰相，以顯示平定藩鎮(zhèn)之叛和懲兇的決心。
追捕刺客的工作激烈緊張地進行著，但一時頭緒紛繁，偵查工作難度不小。幾天下來，進展不大。所以兵部侍郎許孟容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街頭，而刺客不被抓獲者。故而憲宗又于6月8日(離刺殺之日僅隔5天)下詔天下大搜，明令誰敢窩藏
刺客，誅滅他的九族。6月11日，案情取得進展，捕得張晏等八人，按問具服罪。
6月28日，殺了張晏等5人，復殺其黨羽14人。唯不及元兇淄青節(jié)度史李師道。之所以此時不動李師道，前面說了，是因為唐政府這時正在攻擊吳元濟。若貿然去動李師道，則李師道必然舉兵反，則唐政府就有兩面受敵的危險，大大地不利了。所以
唐置李不問的策略是對了，此后不久就消滅了吳元濟。元和十四年(819年)，消滅了李師道。
從追捕兇手的過程來看，可見唐政府反映迅速，憲宗之雷厲風行，辦案官員也是很負其責，盡心盡力的。
而這個白居易呢，當時任左贊善大夫，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會說話似的，急匆匆地上書要“急請捕賊，以雪國恥”，言下之意，責怪辦案官僚辦事不力。人家群策群力辛辛苦苦在那里緊張偵察追捕，他一個“官非諫職”的閑人，跑出來怪這怪那還指手畫腳地干嘛?瞎嚷嚷什么呀? 純粹是站著說話腰不疼。于是觸怒了執(zhí)政群僚，于是貶亂說亂動的白居易為江州刺史。
白居易在任江州刺史道上，當時的中書舍人王涯又上疏追論白居易平時言行之過，認為白“所犯狀跡，不宜治郡”，(白居易那神經失常的母親墜井而死，似與白居易兄弟有關，這事比較復雜，三言兩語說不清楚，以后再提)，于是又追貶白為江
州司馬。(后來，甘露事變，王涯被殺，白居易聽聞后，非常開心，到東都香山寺游玩，寫下了“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的詩句，其幸災樂禍之情溢于言表。)
從整個事件來看，白居易實際上是咎由自取，純屬活該。當然，白并不覺得是自己的過錯，他很牢騷，很憤懣，見看花就流淚，看見鳥就傷心，還真寫了不少好詩。如大家都很熟悉的《琵琶行》.
白居易在被貶為江州司馬期間寫了很多膾炙人口的詩歌，其中的《琵琶行》是代表作。而詩中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和篇末的“坐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等名句令人讀后生出許多感慨。從白居易自己的仕途而言，被貶為江州司馬也許是他的政治生活落入了低谷是不幸的;但是，從我們讀者而言，正是他的被貶，才使得他有機會了解、接觸社會底層并創(chuàng)作出了偉大的令人百讀不厭的《琵琶行》等詩歌，從這一點上說，他又是幸運的。
那么，白居易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從京城的左贊善大夫被貶為江州司馬了呢?
據史書記載，在白居易擔任左贊善大夫期間，當朝右丞相武元衡被人當街殘殺，整個京城為此震動。而當時，由于這是一樁明顯的政治謀殺案，百官迫于當時的情勢，噤若寒蟬，竟沒有一個人敢于出來上書朝廷。而白居易雖然深處低位，卻出于正義和忠誠，在事發(fā)的當天中午就寫了一封奏章，要求朝廷迅速徹查此事，嚴懲殺人兇手。這當然觸動了當時的宰相張弘靖等人。于是，張就以白居易越權奏事為名，將他貶為了江州司馬。
且看白居易在他寫給好友楊虞卿的信中是怎么說的：“貶官的詔旨已經下達，我明天就要出京東行。心中滿是不平，所以寫這封信想把委屈向閣下傾訴。去年六月，強盜在大街上殺害了右丞相武元衡。那是我親眼所見，震撼之大，無以言表。當時武丞相滿身血漿，頭發(fā)和肉體全砸爛了。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下去。滿朝文武震驚不已，都不知如何是好。據我所知，有史以來朝中高官都未曾遭此厄運，真實太令人憤怒了。無論是誰看到右丞相的慘狀，即使是田夫奴仆也不該閉口不言，更何況我還是朝廷大臣呢?已故右丞相黎明時分咽得氣，我的奏章中午就呈上了朝廷。兩天之內，全城皆知。那些不高興我這樣做的人，有的造謠中傷，有的說我這樣做是大錯特錯，都說：丞相、尚書、給事中、中書舍人、諫官、御史等對武丞相被殺一事還沒有上書發(fā)表自己的看法，一個小小的贊善大夫為何如此多事呢?我聽到這些話，心中更是無法平靜。我固然官職卑微而朝中發(fā)生了這樣的大事，當即進一奏疏，說這是忠誠，是義憤，也不為過，至少我這樣做問心無愧!若說這是張狂，是虛妄，我又能辯解什么呢?如今因為這事獲罪，您以為我又能如何?更何況還不是以這件事定的罪呢?”白居易在這篇給朋友的信中不但敘述了事件的原委，表達了自己悲憤且無奈的心情，同時還披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白居易的貶官盡管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因為他闖進了政治斗爭的漩渦中，但當時給他定罪的罪名卻不是上書要求緝拿殺人兇手一事，而是另有原因!
那么，給他定罪的理由是什么呢?
據史書記載：白居易的母親是不幸墜井死的，白居易寫了一首《新井篇》，因此受到貶斥。
真想終于大白了!盡管當時的權貴對白居易的那篇奏章惱羞成怒，恨之入骨。但他們也知道，是不能明目張膽的以此來定白居易的罪的。因此就抓住了白居易的那首《新井篇》大做文章，并達到了目的。
這樣說來，白居易因言獲罪也就不足為奇了。
篇二：白居易被貶江州探因
白居易自幼聰慧過人，唐德宗貞元十六年，二十八歲的他一舉考中進士并且是“十七人中最少年”，十分得意。唐憲宗元和二年，召為翰林學士，第二年拜左拾遺。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曾不無自負地說：“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貫。”
他以“兼濟天下”為己任，所以對左拾遺一職很滿意。他忠實地履行諫官的職責：“有闕必規(guī)，有違必諫。”別人每月領的諫紙都用不完，他領的諫紙卻不夠用，忙得“食不甘味，寢不遑安”。上諫書之外，他還寫下不少諷諭詩，來補察時政，針砭時弊。由于他直率和大膽，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在《與元九書》中具體地談到了這種情況：“權貴豪近者，相目而變色”，“執(zhí)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
白居易不僅敢于指斥時弊，譏諷權貴，而且還與皇帝爭論。河北藩鎮(zhèn)王承宗抗拒朝廷命令，唐憲宗命令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對此事，不少諫官上書勸阻，白居易則在朝廷“面論”，即與皇帝當面辯論，辭情懇切，論辯周密。接著他又請求停止對河北用兵，洋洋數千言，都是些別人不敢直說的話，唐憲宗對他的許多意見都采納了，唯獨對他直接和自己辯論吐突承璀的事，弄得自己下不了臺，深感不快。到元和五年，白居易被任命為京兆府戶曹參軍。這次改任，名義上是升了，但實際上等于剝奪了他諫官的發(fā)言權，這無疑是政治上的一次挫折。
安史之亂以后，藩鎮(zhèn)割據的情況愈演愈烈，藩鎮(zhèn)們不秉王命，割據叛亂，互相掠奪，搞得天下不寧。對待藩鎮(zhèn)割據的問題，朝廷內部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派主張姑息、懷柔，一派主張武力討伐。當時的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都是主戰(zhàn)派。元和十年，憲宗擬討伐淮、蔡藩鎮(zhèn)吳元濟，并將機務全部交給武元衡。而河北藩鎮(zhèn)王承宗遣使者奏請憲宗赦免吳元濟。事情轉到武元衡處，使者辭禮悖慢，武元衡嚴詞叱之。王承宗對此十分惱火，上奏章詆毀武元衡，從此結下怨恨。不久，藩鎮(zhèn)們收買嵩山中岳寺僧人在長安刺殺了宰相武元衡，同時把御史中丞裴度刺成重傷。滿朝文武，多懾于藩鎮(zhèn)的淫威而不敢說話，而身居閑散官職的白居易卻犯了職業(yè)病，第一個上疏，“急請捕賊以雪國恥”。他此舉招來了很大是非，宰相認為他是宮官而不是諫官，不應當先于諫官言事，平白無故地給他加上了“越職言事”的罪名。當權者正討厭白居易言事，于是奏貶白居易為江州刺史。詔書剛出，中書舍人王涯立即上疏論之，說根據白居易所犯的罪狀事跡，不適合擔任一州之長，于是追詔授白居易為江州司馬。
“是非不由己，禍患安可防。”(《雜感》)白居易滿懷凄楚離開了長安，成了“天涯淪落人”。被貶江州是他政治上的一大轉折，也是他生活和創(chuàng)作的一個根本的轉折。從此，那個寧折不彎的白居易不見了，開始了他的亦官亦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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