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觀詞的詞境特點之表現及成因

時間：2025-11-23 17:10:35 秦觀

秦觀詞的詞境特點之表現及成因

　　馮煦在《蒿庵詞話》中說:“淮海、小山,真古之傷心人也。”[1](P60)這種評價一方面道出了詞人秦觀坎坷的人生遭遇,一方面也揭示了淮海詞的詞境特點:凄涼傷心。此外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少游詞境,最為凄惋,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則變為凄厲也。”[2]也道出了秦詞詞境的特點:凄惋,后期則變為凄厲。兩位文學批評家對于秦詞的詞境都有凄涼之定性,但是對于秦詞凄涼之表現,凄涼之原因,及從凄惋變為凄厲的過程原因卻沒有進一步說明。20世紀以來國內對于秦觀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它婉約的詞風特性上,對于詞境的特點有所提及但缺乏深入的研究。九十年代以來,關于秦觀詞的研究論文有近九十篇,基本上是圍繞著秦詞情韻兼勝、詞風婉美的藝術特點進行研究論述的,其中集中、深入考察秦詞詞境的論文不多。詞境“凄涼”是秦詞詞風的一個重要方面,欲深入地了解秦觀詞的風格特點,必須首先考察清楚其詞境特點,筆者對秦詞情有獨鐘,讀書中曾留意秦詞詞境問題,現把對此問題的思考作簡述如下:

　　一、秦詞詞境特點之表現

　　詞境,是詞所呈現的一種風貌,達到的一種境界,傳達給讀者的一種心理感受,彌漫于作品中的特定氣氛,是景物、場面、環境互相結合,構成特定的意境和情境之和。它屬風格范疇中的一種。凄涼之詞境,指詞中展現的景象凄涼、孤寂,蘊含之感情哀怨悲苦,籠罩之氣氛悲涼、哀怨。詞境呈現角度不同,或從語言、或從結構,或直接或含蓄。凄涼之詞境顯現手法也是多種多樣,有人用悲戚的語言、低沉的語調,有人用回環的結構、強烈的對比。

　　那么秦觀詞是如何呈現它凄惋、凄厲的詞境呢? (凄惋、凄厲有著共同的“凄涼”的本質,兩者的差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這里只論述兩者共性中“凄涼”詞境的呈現特點。至于兩者之變化在文末論述。)由于詞境為風格特點的表現之一,這里我們先來看秦詞的主要風格。秦詞最大的風格特點就是情蘊兼勝。眾家論秦詞,都注意到了這一點。周濟在《宋四家詞選目錄》“敘論”中有這樣的敘述:“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筆。”[3](目錄敘論)《四庫全書總目》在評淮海詞說:“觀詩格不及蘇黃而詞則情韻兼勝,在蘇黃之上。”[4](卷一百九十八,集部詞曲類一,《淮海詞》提要)《詞林紀事》引樓敬思語:“淮海詞風骨自高,如紅梅作花,能以韻勝。”[5](卷六,引樓敬思語)秦詞以情韻勝、委婉含蓄,表現為筆法婉曲,把跌宕激烈的感情蘊于低回要妙的筆端。具體說就是情景交融,通過景物的描畫,通過人物心理感受的描寫,曲折表現出詞人真切豐沛的感情,給讀者一種回味悠遠但又強烈深刻的感受。形成秦詞風格的手法如此,詞境為風格的內容之一,秦詞詞境也是通過寓情于景和抒發人物心理感受的方法,具體說運用景物的鋪陳和描寫心理感受的方法來呈現的。以下面這首《浣溪沙》為例:

　　漠漠輕寒上小樓,曉陰無賴似窮秋。淡煙流水畫屏幽。

　　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思雨細如愁。寶簾閑掛小銀鉤。[6](卷上)

　　此詞寫閨中春愁,詞中詞人用“小樓”表示出高曠空間,用“流水”、“飛花”、“無邊絲雨”和“畫屏幽”表示出幽靜的環境,用“輕寒”、“窮秋”表示出春季雨天的寒冷,這些景物共同鋪就了一幅凄清的春寒雨中愁坐圖。同時詞人用“閑”、“愁”點出了人物活動狀態和心理狀態,景物描畫和心理描寫兩者結合起來,互相交融,詞中呈現一股孤寒郁結之氣。雖然詞人沒有說出人物為何憂傷和憂傷的程度,但也足以傳達出詞人心中的傷感,品味到他心中一種細致悠遠的失落凄涼,整首詞顯現出幽靜凄清的詞境特點。

　　再來看秦觀的另一首詞《踏莎行》(霧失樓臺) :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園望斷無處覓。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6](卷上)

　　此詞是在紹圣四年被貶郴州的路途中所寫,此時秦觀心境是凄苦悲憤的。無辜地卷入黨爭中且被貶至遙遠的南地,凄風苦雨天涯飄泊。這首詞中沒有道出被貶事件的起末,也沒有寫出自己苦悶的原因,只是用“霧”、“迷月”、“津渡”、“孤館”、“杜鵑”、“斜陽暮”這些物象構成了一個寒冷、孤寂的背景,點出了在這種讓人感到冷清、傷感的環境中,人物的心理感受是“天涯路”的“望斷”、是“恨”和“為誰”流下的感慨,詞人憑借景物的描繪和心理感受的抒發曲折地道出了自己濃烈的悲憤之情,整首詞給人以沉重壓抑之感和凄冷的感受。

　　縱觀秦詞可見其詞境靠大量鋪排景物、描寫心理感受而呈現。那么也就是說,景物和心理感受這些詞語本身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詞境的性質。那么,分析秦詞中大量的景物物象及心理感受的詞匯狀況就可以一定程度探索出秦詞詞境的性質。在秦詞中,經常用的景物和物象有:“缺月”、“孤鴻”、“寒枝”、“斜陽”、“暮云”、“寒雨”、“春寒”、“孤館”、“杜鵑”、“落紅”、“黃昏”等,這些景物在顏色上是凄迷、灰暗,空間上是孤獨、壓抑,冷暖體驗上是寒冷、潮濕,在時間上是遲暮、流逝的,加之在文學傳統中這些景物無不表達了冷凄、哀傷的感情,已成為失望、傷心和愁怨的抒情象征。另外秦詞中描畫人物心理感受的詞語有“恨”、“怨”、“紅淚”、“無語”、“憔悴”、“寂寞”、“無奈”等,這些描寫心理反應的詞語均為傷悲、怨恨之代表。在秦詞中,這些冷凄的物象和傷感的心理語匯的數量是多少呢?筆者統計了有代表性的兩種物象和兩種心理感受詞語的出現比例。

　　物象:“夕陽”(包括斜暉、黃昏、殘陽、斜日、暮云);“雨”(包括暮雨、細雨、小雨、絲雨、微雨)。

　　心理感受:“愁”(恨、怨、愁、新愁、愁緒、苦);“淚”(包括紅淚、彈淚、淚珠、淚濕、粉淚、青淚、淚痕)。

　　出現比例:

　　類　　型　　　“夕陽”　　 “雨”　　 “愁”　　 “淚”

　　出現次數　　　　　32　　　　 17 　　　　38　　　　 13

　　所占比例　　　　24%　　　　 15%　　　 34%　　　　 12%

　　通過這些數字統計可以看到秦詞中使用景物意象和心理抒寫詞語的傾向,大比例的傷感類意象和心理描寫語匯使秦詞的詞境基調顯現為凄冷和悲情。至于作于元豐年間的兩首《望海潮》其一(秦峰蒼翠、)其二(星分牛斗)應視為秦詞的別調,是詞人年少慷慨之氣的表現。而其中一些俚詞、轉踏詞因是專為描寫民俗和歌舞演唱所用,不能充分顯現詞人感情,其詞境本文在此暫不論述。

　　二、秦詞凄涼詞境形成的原因

　　詞在北宋初期仍屬文人用力詩文之余的小道,是文人抒發個人心緒、表達詩酒雅興的方式。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文人在詩文中表達了共同的安邦治國的理想和抱負,而在詞中卻抒寫個人生活感受,它是文人真實的生活狀況和思想狀況的流露,因此詞也就具有了較強的觀照作者真實思想、心態和性格的功用。通過詞作,可以清晰地分辨詞人的心路歷程。秦觀用自然的語言、深婉的手法在詞章中抒寫自己真摯的感情。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卷六引喬笙巢語說:“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7]《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三引李清照《詞論》曰:“少游秦詞專主情致少故實。”[8]少游用心來做詞,通過他凄涼之詞境,可以看到他易感、低沉的心理性格和坎坷的遭遇,反過來,也正是秦觀個人的心性特質、經歷遭遇造就了他獨特的詞風和詞境。因此,探究秦詞凄惋、凄厲詞境的成因還應該從他個人性格特點、心理傾向及生活經歷方面著手。人生多變,文學家的創作風格也會發生變化,但其本質的東西總會或隱或現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并貫穿始終。凄冷是秦觀詞詞境的本質特征,易感、柔弱、悲觀是秦觀其人性格的基本特點和深層心理傾向。秦詞詞境的特點始終體現著作者的深層心理傾向,只不過時弱時強罷了。秦詞的詞境特色歸根結底是由其性格、心理特點所形成的。首先來看秦觀的性格心理特點。《宋史》本傳記有:“(少游)少豪雋,慷慨溢于文辭……強志勝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以為于己意合。”[9](卷四百四十四)且《淮海集》中載有多篇策論議論國家大事,有人根據這些記述,就斷定秦觀青年時性格豪邁,因科舉失意、紹圣后性情方大變,這種論斷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應該看到少游當時參與政治豪情只不過是北宋時文人共同社會心理的表現而已。在少游的性格中始終存在著易感、悲戚的基質。

　　首先這可以從元豐元年他應舉不第的極度失落中得到一個證明。落第后他馬上寫了《掩關銘》:“退隱高郵,閉門卻掃,以讀書自娛。”[10](卷三十三)一反早年自負盛氣的作風。他在寫給蘇軾的信中說:“某鄙陋,不能脂韋婉孿,乖世俗之所好。比迫于衣食,強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于不合……而田園之殆不足奉裘褐,供膳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爾。”[10](卷三十)其感慨哀傷之情溢于言表。在給朋友參廖子的信中說:“仆自去年還家,人事擾擾……但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咽者七日,汗后月余,食粥畏風。……事事具廢。”[10](卷三十)在家期間,見鄉里朋友出仕,心中又是感慨抑郁,在給李德叟信中說:“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仕宦。所于游著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迫負平時區區之意,夫復何言。”[10](卷三十六)當然家庭的仕宦背景以及貧寒的家境都是秦觀落第不快的原因,同時對自己才華的自負也使他不能接受落第的現實。但宋代科舉人數按路軍配額,士子競爭激烈,南方尤其嚴重,科舉中榜并非易事,科舉落第并非罕見之災難。從這件事可見秦觀性格中易感、脆弱的心理特質之一斑。

　　再者,元豐八年在蘇軾的舉薦下,秦觀終于中進士第,授蔡州教授。元佑三年,蘇軾、鮮于侁薦他應賢良文學科,但受洛黨物議被迫病免。元佑五年在范純仁舉薦下,中制科在秘書省校勘黃本書籍,次年御史中丞趙君錫推薦他遷正字。但程頤門人賈易上奏:“刻薄無行,不可辱莫文館”[11](卷四百六十二)趙君錫接著自責推薦不實。事未公布,蘇轍得知后告知其兄,蘇軾示秦觀上表辭職,但秦觀聞之大為憤慨,連夜詣趙君錫請趙彈劾賈易,結果趙、賈聯合攻擊蘇轍泄漏朝廷機密,又彈劾蘇軾在神宗死后作詩“山寺歸來聞好語”,無人臣之禮,此事迫使蘇軾離朝。秦觀自己被免去正字。秦觀處深處黨爭之漩渦中,無沉著應事之心態,導致事態擴大,禍及二蘇。雖可以認為是強志盛氣之表現,但也反映他心態易感脆弱,缺少沉著處事、理智闊達之心性和素養。

　　秦觀的個性在紹圣之后表現更加明顯。元佑八年高太后薨,哲宗親政,新黨回朝,元佑舊臣一概被貶出朝廷,秦觀于紹圣元年被改為館閣校勘,出杭州通判。同年因御史劉丞言其增損《神宗實錄》被貶檢處州酒稅,在處州,做《千秋歲》,“水邊沙外……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6](卷中)此詞哀傷沉重,把秦觀外表的憔悴和內在的傷心欲絕清晰地表露了出來,曾季貍的《庭齋詩話》有這樣的記載:“方少游作此詞時,傳至余家丞相。丞相曰:‘秦七必不久于世,豈有“愁如海’而可存乎?已而少游果下世。”[12](P341-342)曾敏行《獨醒雜志》也中記載有當時人們對此詞悲愁詞境的議論。秦觀在處州三年后又被告寫佛書而貶郴州,紹圣四年又編管橫州,元符二年自橫州貶雷州。元符三年他在雷州自作挽詞中:“嬰釁徙窮途,茹哀于世辭。官來錄我囊,吏來揀我尸。藤束木批棺,蒿葬路旁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10](卷四十)其心情慘痛可知。元符三年五月大赦北歸,八月卒于藤州。在紹圣以后的時間里隨著越貶越遠,他的心情也越來越悲傷凄涼,即使在徽宗大赦謫臣之后與蘇軾在海康相見時,也是毫無欣喜之心,在《江城子》(南來飛燕北歸鴻)中寫到:“飲散落花流水、各西東。會后不知何處是,煙浪遠,暮云重。”[6](卷上)此時他已對未來不抱任何希望,到了萬念俱灰的地步。

　　從上述可以看到秦觀悲觀柔弱的個性心理特征,以及在人生各個階段這種心態的表現。由于具有這樣的心理傾向,詞人特別敏感多愁,落第的失意郁結于心中不能化解,看到的都是與自己心境相同的、不幸的“落紅”和悲愴的“杜鵑啼聲”,感到只是“斜暉”里“憔悴的杏園”(元豐二年《畫堂春》)。即使作于京師任職期間的詞作也是充滿了憂郁傷情,如《金明池》描寫詞人最得意的西池之宴游,詞中也是“況春來,倍覺傷心,念故國情多,新年愁苦”的凄傷之音;任蔡州教授時的贈妓詞《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抒寫對心中女子的相思同樣也是“斜陽”、“飛紅”的傷感和“天還知道和天也瘦”的感慨,更不用說紹圣之后在更困難處境的悲苦吟唱了。在這種個性心理的規定下,不管是在熙豐時期,元佑任職京師時期還是紹圣之后,其詞作到處彌漫著感傷的情調,其詞境呈現出凄涼的暗冷色調。

　　三、秦詞詞境從凄惋到凄厲的變化及原因

　　王國維說到秦詞詞境凄厲時,是針對紹圣四年作于郴州的《踏莎行》而言的,認為之前的詞境是凄惋,之后才是凄厲,其實凄厲這種詞境從紹圣后已開始,標志是處州時作的《千秋歲》,只不過王國維只注意到了詞境更為凄厲的《踏莎行》而已。首先讓我們看這首《千秋歲》: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華影亂。鷹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云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灣露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青夢斷,鏡里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6](卷中)

　　在上文中,已經引用了當時人讀此詞時的凄厲感受,詞中的景物,“春寒”、“零亂的花影”、“破碎的鶯聲”、“飛紅萬點”和“碧云暮合”共同鋪就了冷凄的外景,詞中“青夢斷”、“愁如海”描寫了詞人極度抑郁的心理境況,“疏酒盞”和“鏡里朱顏改”的動作反映出詞人自傷和絕望。這時詞中閃現的氣息已不僅是傷心凄涼,而是一種無法排解的絕望凄厲。對照元豐八年被貶前作的《望海潮》三(梅英疏淡),兩者的分別便可明白:

　　梅英疎淡,氷澌溶泄,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游,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是事堪嗟。煙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棲鴉。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6](卷上)

　　此詞寫到對京城生活的留戀,對仕途多難和時局變化的感慨,以及對前途的迷茫,詞人希望淡出仕途歸老家園。詞人的心理是傷感的,詞的氣氛是淡淡的憂傷。而《千秋歲》中只有滿懷的悲戚傷痛,已無對將來的希望,詞中物象陰冷壓迫,詞人心里充滿無法排遣的傷悲,詞境的凄冷程度加劇,達到可怕的境地,甚至讓人感受到一種絕望、死亡之陰影。對照兩首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秦詞詞境由凄惋到凄厲的變化。造成這種變化的直接原因是紹圣被貶,深層原因還是他個性心理特征在特殊經歷階段進一步的加劇,外化顯現更明顯而已。秦觀從京師貶至楚湘以至偏遠的雷州,在他以前的經歷中,雖有落第的不快,蜀黨的打擊,但全沒有這一次這樣嚴重。《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102記載有:“紹圣四年二月庚辰詔:郴州編管秦觀,移送橫州編管。其吳安詩、秦觀所在州,差得力職員押伴前去,經過州軍交割,仍仰所差人常切照管,不得別致疏虞。”[13](卷一百零二)對于一個有濟世理想的人來說,這就意味著個人政治生命的結束。同時在被貶之后,不但遠離家鄉,孤獨無助,人身也喪失了自由;再者,連續轉換貶所,奔波于貶途中,無法正常地生活,生活條件十分惡劣,正如《如夢令》二所寫的:“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6](卷中)住的是破屋,無法安眠,很早就要起來趕路。所有這一切給他易感心靈帶來了沉重的摧傷,他缺少蘇軾曠達的襟懷來自我慰解,無法排解這排山倒海而來的打擊和摧殘,精神之傷痛已經超過了他纖弱心靈所能承受之負荷。對于紹圣以后的秦觀的凄厲詞境,遭遇的惡化應是重大的催化劑,它使他傷感、纖弱的心理基質在外力的刺激下表現地更加明顯了。①但根本原因還是他個性心理在起作用,對照同時期蘇軾和黃庭堅的遭遇與詞作可明白這一點。蘇軾所遭受的苦難比秦觀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蘇軾憑借他堅強的意志,坦然地面對著外來的壓力,以超然物外灑脫的心境化解了身心遭受的不幸,以積極的態度頑強地生活著,在惡劣的環境中仍寫出了樂觀、富有情趣的詩詞,如在紹圣元年十月被貶惠州時,曾寫下了充溢了樂觀情緒的《浣溪沙》:

　　羅襪空飛洛浦塵,錦袍不見謫仙人,攜壺籍草亦天真。

　　玉粉輕黃千歲藥,雪花浮動萬家春。醉歸江路野梅新。[15](P47)

　　詞中描寫了在美麗的冬日詞人攜酒出游的狀況。兒童般的欣喜天真,酒醉江路的任性放達,與秦觀在同時期被外放揚州時寫的《虞美人》(高城望斷塵如霧),《滿庭芳》(曉色云開)等中失意、傷感大為不同。在儋州更為困難的狀況下蘇軾仍寫下了不少生氣盎然的詞篇,如《減字木蘭花•乙卯儋耳春詞》:

　　春牛春杖,無限春光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

　　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楊花似雪花。[15](P801)

　　此詞表現出了詞人對大自然的欣賞和熱愛,投射出了心中高昂的生活欲望。而秦觀的詞中除了早期的兩首懷古詞《望海潮》中描寫了生機勃勃的自然景物及面對山河的豪俊之氣外,其他詞中根本見不到蘇詞中樂觀豪邁的氣勢。此外,與秦觀同時被貶的還有黃庭堅。黃庭堅的遭遇和秦觀一樣悲慘,但與秦觀不同的是,在身處逆境時仍能自我振作,瀟灑曠達,在被貶黔州作有《定風波》一詞:

　　萬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終日似乘船。及至重陽天也霽,催醉鬼門關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猶氣岸,君看,幾人黃菊上華巔。戲馬臺南追兩謝,馳射,風流猶拍古人肩。[16](P97)

　　從詞中可看到詞人那充滿豪情逸致和豪邁奮發的精神,面對困難,仍豁達開朗。而看秦觀被貶后的詞,則是凄風苦雨,傷心欲絕,如《踏莎行》(霧失樓臺)、《千秋歲》(水邊沙外)、《阮郎歸》其三(瀟湘門外水平鋪、)其四(向天風雨破寒初)、《醉鄉春》(喚起一聲人悄)等無不充滿了詞人內心的無法排解的痛苦和失望,詞中無不籠罩著凄傷的氣氛,彌漫著苦悶、無望的氣息。兩種情懷,一種曠達豪邁,一種悲傷絕望,在同樣的創作環境狀態下,造就了不同詞風詞境。一種豪邁,一種凄涼凄厲。

　　少游跟隨蘇軾,沉浮于黨爭的旋渦中不能自主,滿腹抱負無從實現,他把心靈的苦痛溶化在詞章中,用真心、真情抒寫了自己的不幸和凄涼。他的詞詞境凄涼,婉麗多姿,以其凄美深惋的風格,奠定了他詞壇大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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