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法理基礎論利益返還請求權相關內容
摘要：票據利益返還請求權是指持票人因票據權利時效期滿或欠缺保全手續而喪失票據權利，為避免持票人與票據債務人之間的權利義務失衡，而創設的該持票人仍可向出票人或承兌人主張票據權利的救濟性權利。然而，這一制度存在許多問題，尤其是我國《票據法》中關于這一權利的規定更是過于簡單，立法不夠嚴謹，存在許多瑕疵。本文就利益返還請求權的法理基礎、立法背景方面進行探究，在此基礎上對我國立法進行評析，并為完善利益返還請求權的法律規定提一些建設性建議。
關鍵詞：票據利益 保全手續 返還請求權
一、利益返還請求權的法理基礎
在探討有關利益返還請求權的具體問題前，筆者想就利益返還請求權這一制度的法理基礎進行探討和闡釋，同時法理基礎也是對論述下文的具體問題的一個總的、概括性的依據，為下文的論述提供一個精神基礎和法理依據。
為了促使票據權利人及時行使票據權利，以使義務人能及時從債務關系中解脫，及時消滅全部票據關系，維護社會關系的穩定狀態，《票據法》采用了票據時效制度，即票據權利的消滅時效制度。在這一制度背景下，如果持票人稍有疏忽，未遵守短期時效的規定，則有可能喪失票據權利。此外，票據的發行流通技術較復雜，易產生失誤，導致票據權利因保全手續不及時、不健全，或形式要件欠缺等原因而喪失。喪失權利的持票人，其取得票據權利一般付有對價，會因此而受損，而依對價發行或轉讓票據的人，或因資金關系而獲得付款資金的人，會無償獲益，這顯然不公平。為矯正這種不公平，應對因特定原因喪失票據權利的持票人有所救濟。為此，票據法設置了利益返還請求權制度。然而，這之中是否存在一定的矛盾?即為了提高商事交易效率以及票據流通性的價值性要求，而設立種種關于行使票據權利的時限以促使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力，同時又對怠于行使票據權利的當事人予以救助。那么，規定時限的意義何在?換句話說，不論如何權利都會得到救濟，那么時限的規定是否會被架空?事實上，這種疑問是源自于對兩種利益概念的混淆。
利益返還請求權的目的是為了平衡當事人雙方的利益，彌補受損失的一方。可以看出，這是民法上公平原則在《票據法》上的一種滲透。維護票據流通的安全性是《票據法》的主要價值目標，這也體現了公平與效率的統一。而《票據法》中關于票據權利的公平主要體現為一種社會利益公平的權衡。換句話說維護社會整體利益是《票據法》更為注重的。以票據時效制度為例，為了促進票據流通和高速運轉，避免當事人濫用權利，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與秩序的穩定，《票據法》規定怠于行使權利的當事人喪失票據權利。另一方面，為了平衡當事人雙方利益，《票據法》又規定了利益返還請求權，以對“個人利益”進行救助。因此這一規定事實上體現了“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兩方面的權衡與考量，對維護整體利益的情況下所造成的當事人的利益以民事權利的方式進行救濟，一方面也是對《票據法》的注重社會整體利益的價值取向的一種民法意義上的補充。但筆者此觀點并不意味著《票據法》忽略個人利益，而是維護個人利益并非其價值目標，因此以“票據法直接規定”的形式對個人利益進行補充性救濟，這種救濟具體體現為一種民事權利，所以保護這項權利的合法依據可以從民法中找到。因此有學者指出，“票據利益返還請求權中所體現的公平原則是一種人人遵守平等、自愿、等價的，注重矯正正義，為了均衡各方利益，補救當事人損失的公平，此處的公平是一種在產生顯失公平后果時對相應法律行為效果作出的變更。”
二、我國《票據法》利益返還請求權的立法評析及建議
我國《票據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存在許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例如利益返還請求權的權利人、義務人、行使利益返還請求權的法定情形以及返還利益的限度等，這些概念如何界定的問題，尚有待進一步的探討。筆者就這些問題，具體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闡釋：
(1)票據利益返還請求權人
1、權利人在行使利益返還請求權時是否須持有票據。依據我國法律的規定，并沒有明確表示票據利益返還請求權的行使是否需要持有票據，因此大多數學者認為：“《票據法》上的權利不直接體現在票據上，權利的行使無須借助票據也不能直接實現票據目的。”然而，有些學者認為：“在司法實踐的過程中的情況卻是，依據民事權利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權利人須舉證說明自己為實質對票據享有權利的人，而惟有票據能夠起到這種證明作用。”對此，筆者更支持前一種觀點。事實上票據權利與《票據法》上的權利的區分最為明顯的體現就在于行使權利是否需要持有票據，此處票據權利中，權利的行使是依賴于票據的，有票據有權利，無票據無權利，權利被直接體現在票據上。而《票據法》上的權利并不依賴于這張“票據”，換言之，沒有票據，仍有利益返還請求權，只不過在司法實踐中可能導致舉證困難，但并不意味著這項權利的滅失，所以筆者認為贊成后一種說法的學者其實是將概念偷換或混淆了。
2、持票人的范圍界定。持票人一般包括票據流通結束后的持票人，和因清償取得票據的持票人。且利益返還請求權人并不限于付有對價的持票人，無償取得票據的人和依其它法律規定取得票據的人，也享有利益返還請求權。對此有學者將其概括為“以合法方式取得票據的持票人”或者說是持票人必須合法有效的持有票據。例如空白背書的持票人是否可以成為權利人，依我國《票據法》不承認空白背書為有效背書，被背書人名稱為絕對應記載事項，如有欠缺，背書無效。依據“以合法方式取得票據的持票人”的觀點，空白背書的持票人不能成為利益返還請求權人，但是根據公平原則，根據利益返還請求權的法理基礎，由于其欠缺我國《票據法》所要求的背書連續性要件，必然受到所有票據債務人的抗辯，無法實現其票據權利，此時如果再禁止其行使利益返還請求權，則有違公平原則，不利于對持票人合法利益的保護。因此筆者認為，只要不是以欺詐、偷盜等侵害他人利益的非法手段取得票據，而是以其它形式對價取得票據或是以合法方式無償取得票據的持票人，因法定原因喪失票據權利，應可根據公平原則的法理基礎享有利益返還請求權，以平衡當事人雙方的利益。
(2)票據利益返還義務人
在我國法律規定中，票據利益返還關系中，義務人僅限于出票人或承兌人，其他人不對持票人承擔這種義務。對于背書人、無權代理人、出票人或承兌人的保證人是否可以成為利益返還義務人，學界爭論不一。就背書人是否可以成為義務人而言，許多學者認為“背書人因其在取得票據時已經支付對價，并也從被背書人處取得對價，已經實現了利益的平衡，因此背書人不能成為票據利益返還”。但是，在特殊情況下，例如背書人為票據偽造者、變造者的情況以及出票人與背書人之間的實際原因債務已經消滅，或承兌人已付款但背書人沒有返還票據而又背書出去等情況，背書人為實際無償受益人，筆者認為此時背書人可以成為利益返還義務人。同理，就無權代理人而言，持票人喪失票據權利，而無權代理人或者無權代理人及被代理人通常為利益的獲得者，因此其應為利益返還的義務人。以上兩類皆是出于利益平衡的法理基礎。而對于保證人，有學者認為：“保證人通常是無償的，保證人因未獲得收益，不能成為利益返還的義務人。”但筆者認為出票人或承兌人的保證人作為《票據法》上付款請求權和追索權的對象，其本身也是無償的，所以無償與有償并不影響保證人的“保證”身份，持票人基于救濟自身利益得以向保證人請求，而保證人的自身利益可以向真正獲益人，即出票人或承兌人進行請求，這并不違背利益返還請求權的法理基礎，所以筆者認為出票人或承兌人的保證人是可以成為義務人的。
(3)行使利益返還請求權的法定情形
我國《票據法》規定的行使利益返還請求權有兩種情形：一是因超過票據權利時效使得票據權利隨之消滅;二是因票據記載事項欠缺喪失票據權利。國外票據法所規定的可以行使利益返還請求權的情形一般為票據權利時效屆滿和票據權利保全手續欠缺。對于我國《票據法》規定的第二項情形，有很多學者持反對意見，即認為記載事項欠缺的票據為無效票據，自始不存在票據權利，當然也就無喪失票據權利可言，主張應修正為“因手續欠缺”而喪失票據權利。對此也有學者持支持意見，即認為利益返還請求權的權利人應理解為實質權利人，盡管持票人所持票據因記載事項欠缺而無效，但其作為實質權利人仍可行使利益返還請求權。這一觀點筆者認為其是基于利益返還請求權是《票據法》上的特別請求權說得出的。對此，筆者認為，我國立法上這一規定是合理的，筆者仍然是從利益返還請求權這一制度的法理基礎來思考，利益返還請求權作為一項民事權利，是對票據權利所相區分的，即使因欠缺絕對應記載事項而使票據無效，自始不存在票據權利，但是民法上基于對雙方當事人利益的平衡，救濟私權的考量，仍應對受損失一方予以救濟，賦予其利益返還。
另一方面，同樣基于對平衡利益，保護私權的考量，針對“《票據法》技術性很強，不為一般人所能掌握，在實踐中因保全續欠缺而喪失票據權利的現象也大量存在”，依各國票據法通例，持票人可以行使利益返還請求權，所以筆者建議我國票據立法亦應加以規定。
(4)利益返還的限度范圍
我國《票據法》規定利益返還的限度以“與未支付的票據金額相當的利益”為限，但“相當”二字卻非常模糊。我們既不能將其概括性的理解為與票面金額相同，也不能將其解釋為票面金額加上未支付時間內的稅費等。這都與公平原則、利益平衡的法理基礎相背。對此，筆者認為應分情況進行討論。對于例如向背書人偽造、變造票據等情況而向背書人請求利益返還的，若背書人的獲益小于票面金額(如變造一張10萬元的票據，獲益5萬元)，那么利益返還的限度應小于票面金額，即“以出票人或承兌人的實際受益為限”。對于是否應支付相應的稅費，筆者認為，由于權利人怠于行使權利而造成未及時支付所產生的相應費用，義務人不予返還。但是如果權利人向義務人主張利益返還，義務人怠于履行義務的，相應的稅費應當返還。
三、結論
關于我國《票據法》中的利益返還請求權的規定，仍存在許多需要完善之處，而對于立法中模糊不清的地方，應根據立法原理，法理基礎進行剖析和解釋，以便立法與實踐的有效、合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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