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與影視改編作品比較的論文
當今社會，隨著多媒體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被改編后搬上銀幕。人們也因此擁有了更多途徑去接觸更多作品，無疑，這對于國民文藝素質的提升是極為有利的。但是在這個速食年代，凡事都貼上商業化的標簽，越來越多的作品成了金錢利益下的犧牲品，成了謀取名利的工具而缺失了本身的文學藝術性。
其突出表現之一，就是為了劇情的好看，或者說為了收視率，改編后的作品隨意為古人、真人編排事跡。當然，我指的不是本身帶有編造意味的電視劇或者電影，如《康熙微服私訪記》一類的“戲說”之作。而是具有某種歷史嚴肅性的作品。
在這里，我以歷史小說的改編為例予以說明。歷史電視劇是今年熒屏上的熱點，較多的作品都存在與歷史人事的關系問題。如果忽略影視的制作和表演藝術，單看劇作的歷史性與文學性，就有很大的缺陷與不足了。
《漢武大帝》是近幾年比較紅火的一部歷史劇，其主要事件和重要細節多取自相關史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歷史的藝術展示，是一部名副其實的歷史電視劇。電視劇將觀眾帶回兩千多年前的西漢中期，領略兩朝此起彼伏的政治風云和戰爭波濤，領略那些多近寫實的歷史畫面和人物風貌，時而驚心駭目，時而會心莞爾，在切實的藝術感受中品味強盛帝國那段遙遠的歷史，思索形形色色人物形象留給后人的精神啟迪。
但是由于電視劇的劇情和篇幅限制，該劇角色相對集中，有時為了節省人物或強化性格，將人事張冠李戴，橫向移植。當然處理得當，也會收到多種效用。但是在《漢武大帝》中，將王志趁景帝厭恨栗姬之時“陰使人趣大臣”請“立栗姬為皇后”，結果自然是相反的，王氏從而為自己做皇后和兒子當太子掃清了道路。這種陰險手段是劉嫖想不出也做不出的。《漢武大帝》卻將王志的陰謀轉移給劉嫖，不僅毫無必要，而且有損人物特征，可謂是適得其反。
一些影視作品在改編后，美化了原著中的人物形象或者事件，比如《茉莉花開》。
《茉莉花開》改編自蘇童的《婦女生活》，影片大致與原著內容保持一致，特別是三段式的結構。電影沿襲了小說章節式的表述方式，但是在感情基調上沒有原著的殘酷，特別是影片的結尾，導演沒有作者的殘忍，將結尾處理成一個相對光明的暗示，淡化了整體的悲劇色彩而且給人以新的希望。
影像弱化了文本的表象殘忍，用唯美的視覺呈現置換文本的直白殘忍，讓觀者在視覺享受中慢慢感受生活的殘酷，命運的不可逆轉。這種置換看似心慈手軟的妥協，實則不露聲色的暗殺，其殘忍度沒有絲毫的削減。
好的作品，受到讀者或者觀者的喜愛，因而經久流傳。不管是原著，還是改編后的影視作品，只要有價值，都值得被推崇、被尊重。
就目前出現的影視作品來看，大多獲得肯定的作品都是忠于原著的，比如《圍城》、《霸王別姬》、《大紅燈籠高高掛》等等。正是由于改編者對原著的忠實和嚴謹的再創作，導演才能將合適的劇本變成影像而獲得成功。
而有些改編作品就慘遭批判，比如《劍俠雄心》（改編自大仲馬《三個火槍手》）、《黃金羅盤》等。不僅是因為改編后的劇本失去了原著的神采，與導演的拍攝技法、畫面構造也有關系。
美國電影研究家喬治·布魯斯東說過：“一種藝術（電影），它的局限性來自活動的形象、廣大的觀眾和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另一種藝術（小說），它的局限性來自語言、人數有限的讀者和個體的創作方式；兩者之間的差異是必然的。簡單地說，小說拍成電影以后，將必然會變成一個和它所根據的小說完全不同的完整的藝術品。”
的確如此，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作為兩種全然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必然有很大的不同，如同矛盾是對立統一，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也有著緊密的聯系。
如同小說通過各種手法塑造人物形象，營造故事情節發展，影視作品也有一些表現手法來制作藝術效果，包括鏡頭、聲音、色調、光線等。小說是用文字來敘事的，而電影敘事語言更加豐富多樣，畫面、聲音、鏡頭和情節的起承轉接等等，更具畫面感。電影必須把文字的東西變成畫面的和語言的。但是，一切的改編，包括敘事語言的轉變，都是為了表現主旨服務的。
《大紅燈籠高高掛》是我比較欣賞的張藝謀導演的眾多影片中的一部了。影片改編自蘇童的《妻妾成群》。影片中最能引起觀眾視覺沖突的莫過于那一排排高高掛起的紅燈籠。“燈”不單純是影片中頗有造型感的視覺元素,確切來說它已經成了一種意象化的符號。
其次，小說用語言創造的世界既是現實人生世界曲折的反映，又是作家主觀的藝術創造，兩種世界既有同，又有異。現實世界是客觀存在的，處于生活的自然狀態，沒有重心和主題；用語言創造的世界不然，它是有重心、有主題的，體現作家的思想意向，顯示人生的思想意蘊。思想史作品的靈魂，也是小說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
同樣，影視作品也有兩個世界，同小說一樣的是現實世界，不一樣的是影視作品通過光、影、聲創造了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體現影視作品內涵的，是靈魂，是需要觀眾自己體會和領悟的。
再者，我們欣賞文字和影像是通過兩種不一樣的途徑。對于文學作品，我們是閱讀；對于影視作品，我們是觀看。還可以看出，二者的傳播方式也是不一樣的。加拿大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曾做過一個非常有名的關于“冷媒介”和“熱媒介”的區分。他認為文學屬于“冷媒介”，低清晰度，提供的信息量有限，需要觀眾的參與和投入；影視屬于“熱媒介”，要求參與的程度低。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是以話語的方式而存在的。話語意味著把講述內容作為信息由說話人傳遞給受話人的溝通過程；而傳遞這個信息的媒介具有言語特性；同時，這種溝通過程發生在特定社會語境中，既與其他相關性言語過程、與說話人和受話人的具體生存境遇具有聯系。［3］
視覺文化則不同，人們直接通過影像進入一個身臨其境的超現實幻覺之中。不同于文字接受，還需要讀者發揮想象，影像直接訴之于觀眾的視覺，具有形象的直觀性。
這也是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觀看電影、電視，而不是直接閱讀文學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了。
當然，看一部電影只需要花費120分鐘左右，看完一本小說不會少于三個小時，二者的時間差異也是人們選擇的原因了。這與當前社會生活壓力大，節奏快是有密切聯系的，人們更愿意去選擇花費時間短效益高的電影，通過觀看電影了解文學作品也算是一種趨勢了。
電影不管是其容量、題材，還是心理刻畫、外貌描寫都只能流于表面，更多的受演員的表演功力限制，難以深刻，徒見其形而無其神。雖說視聽語言最直觀，最有表現力和吸引力，但其成本太高，所需憑借的外部因素最多，表達最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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