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研究科學方法的反思
【內容提要】
一
現代文學研究對于所謂科學方法的追求早已成為不言而喻的目標。這甚至被認為是現代文學研究區別于傳統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標志。但文學研究中科學方法的內涵究竟是什么以及文學研究中科學方法是否有自己適當的范圍的問題實際上并未得到很好解決。新時期以來對西方文學研究新方法的廣泛吸收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因此，對中國現代以來文學研究中的所謂科學方法的反思勢在必行。
有關“現代”（modern）的話語來自西方。因此，要討論現代文學研究科學方法的問題，也應當從西方文學研究說起。按照韋勒克在《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的概念》和《文學研究中現實主義的概念》兩文中的說法，西方現代文學思想的發生，始于19世紀初德國施萊格爾的《戲劇藝術與文學講演錄》、史達爾夫人的《論德意志》、歌德的《談話錄》，以及英國柯勒律治的《文學傳記》、華滋華斯《〈抒情歌謠集〉1800版序言》和雪萊的《詩辯》等具有浪漫主義特色的論文。在這些文論中，對于文學的理解從對客觀世界的模仿再現轉移到對主觀思想情感的表現。這實際上預示著現代文學研究主體性的開始。而現代文學研究方法的發生，則是從現實主義開始的，包括法國作家尚夫勒里1857年出版的《現實主義》論文集，以及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前言》和左拉的《戲劇上的自然主義》等，而且左拉該文算得上現實主義方法的一個典范描寫：“自然主義意味著回到自然；科學家們決定從物體和現象出發，以實驗為工作的基礎，通過分析進行工作，這時候他們的手法便意味著自然主義。相應地在文學方面，自然主義是回到自然和人；它是直接的觀察、精確的剖解、對存在事物的接受和描寫。”①概括地說，這種現實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實證的方法，而這正是現代文學研究科學方法的開始。
此外，韋勒克在他的《近代文學批評史》一書中還提到，法國批評家圣伯夫是科學批評的創建者。這主要是因為圣伯夫的思想深受孔德實證論的影響，著重于對文學現象背后的相關因素的考察，主張文學批評的任務就在于發掘和研究有關文學家、文學史的種種確實的、可以實證的事實。圣伯夫還在他評論泰勒《英國文學史》的文章中明確提出了文學研究應該應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我們這些主張在文學中應用自然科學方法的人，按照各自的局限，來應用這個方法；我們這些同一門科學的工作者和服務者，都在爭取使這門科學盡可能的準確，因此就讓我們繼續拒絕那些模糊概念、空泛言詞的誘惑，觀察、學習和檢驗那些以不同理由而著稱的作品所具有的各種情況，以及天才所表現的無限變化的形式。”②除圣伯夫外，西方19世紀文學研究中自覺追求科學方法的代表人物大多都集中在法國，其中最重要的有泰勒和左拉。泰勒是19世紀法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歷史學家，著有《拉?封丹和他的寓言詩》、《英國文學史》、《藝術哲學》等。其中特別有影響的是他在《〈英國文學史〉序言》中提出著名的“種族”、“環境”和“時代”三要素論。泰勒確信這些要素之間有著某種邏輯上的因果關聯，而且人是可以發現和揭示這些關聯的。這正是對于文學的一種實證研究。所以，泰勒在西方批評史上實際上有兩大貢獻，一是他是某種社會學文學論的創建者，二是他也是實證的文學研究方法較為自覺的實踐者。左拉與泰勒大體上是同時代人。但也許由于時代風氣使然，左拉在追求所謂科學批評方面比泰勒走得更遠。左拉的批評著作最重要的有《戲劇上的自然主義》、《實驗小說》。左拉在《實驗小說》中把小說比作醫學，并借此表達了一種追求“科學真理的嚴密性”的理想。左拉試圖證明：如果實驗方法可以獲致物質生活的知識，它也應當獲致感情生活和智力生活的知識。這只是同一道路上的程度問題，這條道路從化學通向生理學，接著又從生理學通向人類學，通向社會學。實驗小說就是目標。正是抱著這樣的理想，左拉把文學看作是一種類似實驗報告之類的東西。上述西方文論對于所謂科學性的追求，反映出近代以來的一種傾向。西方現代以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為標志的所謂科學方法，不過是在上述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的產物。
二
中國傳統的文學研究方法主要是印象式的評點方法，也有考據和注釋的方法。前者可以說是典型的傳統人文主義方法，后者則具有科學方法的某些特征。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從傳統的印象式的評點方法發展為現代的科學的批評方法，是一個值得特別加以關注和討論的問題。大致說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科學方法是受西方近代科學思想影響的結果。大約在16世紀，中國學者開始把英文“science”翻譯成漢語中的“格物致知”，簡稱“格致”。直到1885年，康有為在翻譯介紹日本文獻時，才首先把“科學”一詞引入中國③。而在中國文學研究中，對于科學的研究方法的自覺始于梁啟超和王國維。
1902年，梁啟超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提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觀點。他認為，小說之所以可以影響人和支配人，在于有“熏”、“浸”、“刺”、“提”四種力。他還認為，“此四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亭毒群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為文豪，能兼其四，則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梁啟超于是得出結論，“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梁啟超的這些論點不僅從現代社會發展的角度對小說提出了要求，而且較為深刻觸及到小說藝術的基本特征，大大提升了小說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直接推動了現代小說的發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在這篇文章中“所論述的四種力連同其境界說，立足于對讀者審美心理的分析，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闡說了小說藝術魅力的深刻根源。其理論形態已明顯有異于傳統文論慣常的感受、思維和表達方式，而偏向于理性的推論與演繹”，因而可以被看作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從古代走向現代的一個重要標志④。
王國維是一位堪與梁啟超比肩的現代文學批評大師。按照溫儒敏先生在他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中的說法，王國維1904年發表了《〈紅樓夢〉評論》，破天荒借用西方批評理論和方法來評價一部中國古典文學杰作，這其實就是現代批評的開篇。王國維在1905年所寫的《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還特別提到方法問題。王國維指出：
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于抽象而精于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C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之所長，寧在實踐之方面，而于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知識為滿足，至分類之事，則除迫于實際需要之外，殆不欲窮究之也。……故我中國有辯論而無名學，有文學而無文法，足以見抽象之分類二者，皆我國人之所不長，而我國學術尚未達自覺（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
1911年，王國維在為羅振玉創辦的《國學叢刊》所作的“序”中還進一步指出了科學、史學和文學的區別。王國維已經明確認識到文學的特點是情感和想象，因此研究文學的方法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但從總體上看，王國維的方法還摻雜了許多傳統的非科學的研究方法。他后來所作的《人間詞話》則進一步回到傳統的印象式評點方法。而且
由于歷史的原因，在20世紀初期，科學的文學研究方法也還不被多數人所了解和理解。因此，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科學方法要到稍后的“五四”時期才得到更為自覺的發展。此后，魯迅在1908年發表《摩羅詩力說》，蔡元培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均表現出在西方新思潮影響下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的逐漸形成。特別是魯迅的《摩羅詩力說》，立足于現代中國社會和文學發展的需要，著眼于文學與社會現實的密切聯系，大聲呼吁“精神界之戰士”，“別求新聲于異邦 ”，表現出明顯的世界性眼光和現代性視野，成為中國現代早期具有現代特色的文學理論批評代表作之一。到了“五四”前后，以胡適、周作人等為代表的現代文學理論批評蔚為大觀，使得現代文學研究新的范式得以正式確立，并產生廣泛影響。
在“五四”時期的現代文學研究中，追求科學方法成就最為突出、影響最大的是胡適和他的《〈紅樓夢〉考證》。胡適在他的《〈紅樓夢〉考證》的“結束語”中還明確提到他在科學方法上的追求：
我覺得我們做《紅樓夢》的考證，只能在這兩個問題上著手，只能運用我們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后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這是考據學的方法。我在這篇文章里，處處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向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我的許多結論也許有錯誤的——自從我第一次發表這篇《考證》以來，我已經改正了無數大錯誤了——也許有將來發見新證據后即須改正的。但我自信：這種考證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來研究《紅樓夢》的人不曾用過的。我希望我這一點小貢獻，能引起大家研究《紅樓夢》的興趣，能把將來的《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上去；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
胡適當時所理解的文學研究中的“科學方法”，主要就是指的考據的方法。而且他比較注意把這種考據的方法說成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方法。但實際上現代文學研究中的科學方法并不限于考據的方法，而是還包括具有考據精神但比考據范圍更大也更有宏觀性的現實主義實證方法、統計的方法、系統分析的方法、比較分析的方法、解釋學的方法等。甚至可以這樣說，現代文學研究區別于傳統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研究方法的自覺。一方面，傳統的印象批評所采用的體驗的方法在現代文學理論批評中仍然被普遍使用，同時也隨著時代的發展增加了科學思維的內涵。另一方面，現代文學研究更突出的現象是考據的、實證的和系統分析的方法以科學的名義得到大力發展。但這些方法為什么是科學的以及它們對于文學研究的適宜性問題卻并未得到認真思考。
三
在人類思想史上，所謂科學是與非科學的思想觀念相對的。究竟什么是科學，什么是非科學，人們的認識經歷了不斷的發展演變，至今也沒有統一的說法。在古希臘文獻中，還沒有“科學”這個概念，只有“知識”的說法。大約從文藝復興以后，特別是18世紀以來，科學（當時主要是自然科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極大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和人們的生活，并且率先在自然科學的某些領域中實行了思維方式上的革命，于是，所謂精確的科學分析取代了無知的譫語，空洞的玄學變而為實證和推理的方法。有關“科學”的思想和“理性”一起得到張揚，追求科學成為新的時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自然科學率先作為相對獨立的科學從哲學體系中脫胎而出，形成了自己具有獨特對象、范疇和方法的科學體系。自然認識的科學化及自然科學的形成和發展，改進了人類知識的基本內容和總體結構，提升了人類認識的真理性水平，其突出標志，則是形成了以客觀性、實證性、精確性為主導原則的科學觀念和科學方法，科學成為人類知識發展的神圣目標和絕對標準。任何門類和方面的知識，其是否發展及其發展的水平如何，均要看其是否符合科學化的方向及其所達到的科學度水平。”⑤這里所說的“科學觀念” 和“科學方法”本來只是就自然科學而言的，但由于當時還沒有人文社會科學的說法，因此也就自然成為了包括后來新起的人文社會科學在內的整個科學研究的共通準則。
但是，自然科學的思想方法事實上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而且，對于自然科學的“獨尊”實際上又帶來許多新的問題。首先，這種來自自然科學的科學方法在適應的范圍上堅持一體化立場，即認為只有一種科學方法，那就是自然科學的方法。社會現象、心理現象和自然現象在形式上盡管有所不同，但在本質上是客觀的、因果性的、有規律的，因而是可以觀察、試驗和概括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除了研究的具體內容不同外，在研究方法上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區別，自然科學方法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具有同樣的有效性；相應地，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過程和研究成果與自然科學一樣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這就完全忽視了人文科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忽視了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的特殊關聯性，進而忽視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研究的區別性。其次，這種來自自然科學的科學方法在目標的設定上堅持所謂客觀性和精確性標準，認為科學方法追求對事物的客觀的、完全不受主體影響的認識。但文學及人文學科的特點就在于它屬于感受的世界，人文學科的研究不可能也不應該以精確性作為標準。
因此，近代的哲學家康德提出科學的“劃界問題”（即試圖區分科學與非科學）。康德提出這一問題的前提是所謂“科學”（自然科學）思想的強勢發展，使人的主體性發展受到明顯抑制，因此需要給所謂“科學”思想劃定一個適當的邊界，以確定其有效范圍。與之相關，意大利哲學家維柯則提出了所謂“新科學”（即區別于原來的自然科學的科學，也就是人文科學）。維柯把世界分為自然世界、民族世界（即人類世界）和心靈世界（又叫天神世界），認為伽里略和牛頓的數學和物理學都僅僅只是對自然世界的研究，還夠不上是完善的科學，只有憑我們人類自己的所作所為，才得到科學的認識，只是這個“科學的”思想方法的內涵與此前的有所不同。維柯所找到的新科學的思想方法即是所謂“詩性的智慧”。“這種異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開始就要用的玄學就不是現在學者們所用的那種理性的、抽象的玄學，而是一種感覺到的想象出的玄學，象這些原始人所用的。這些原始人沒有推理的能力，卻渾身是強旺的感覺力和生動的想象力。這種玄學就是他們的詩。”⑥用傳統的科學觀來看，這種“詩性的智慧”顯然是非科學的。但在我們看來，人文社會科學應該有具有自己的科學的思想方法。自然科學雖然具有科學性，卻并不等于運用自然科學方法天然就是科學的，更不可以把特稱意義上的自然科學研究的科學性等同于全稱意義上的所有科學研究的科學性，因此，應該破除對于自然科學思想方法的科學性的迷信。相應地，也應該打破對于人文社會科學思想方法的科學性的無知和偏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思想方法中有與自然科學相通的具有科學性的思想方法（如實證的方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也有只適用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而不適用于自然科學研究的科學的思想方法（如體驗的方法）。人文學科的思想方法和自然學科的思想方法其實都可以是科學的方法，它們是科學思想方法的兩個方面，但它們同時也不一定都自然而然地具有科學性。如果說自然學科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是所謂的客觀性和精確性的話，人文學科思想方法的特征則是感受性和可解釋性。上述自然學科的和人文學科的思想方法交錯出現在現代文學理論批評中，這就使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所謂科學研究變得既新鮮，又復雜。
四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科學化追求除前面提到的胡適《紅樓夢考證》的實證方法外，現實主義方法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經常運用的一種方法，也被認為是一種科學的方法。現實主義的精神實質是關注現實，但文學研究中的現實主義方法有兩種發展可能。一種是回到實證主義，用實證主義方法證明作品中的社會問題；一種是在感悟和體驗中感受社會問題，同時體現出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這兩種情況都較為常見。前者可以陳涌的魯迅研究為代表。后者則可以胡風的現實主義批評為代表。陳涌對魯迅的研究代表了那一代文學研究對魯迅的基本認識，那就是認為魯迅的作品是辛亥革命的一面鏡子，魯迅作品的意義在于幫助我們提高對辛亥革命不徹底的認識。這種認識自然有其意義，但多半是文學以外的意義。這種方法有科學方法基礎，問題是缺乏文學研究的文學性，難以更有效地揭示有關文學的問題。現代文學研究中現實主義方法運用得非常普遍，茅盾、周揚等大都采用這樣的方法。這也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相比較而言，胡風的文學批評雖然也是現實主義的，卻更具有文學的體驗性。例如他的《田間底詩》一文，一開始寫他對田間的印象，寫他讀田間詩作的印象：“我讀了以后，不禁吃驚了：這些充滿了戰爭氣息的，在獨創的風格里表現著感覺底新鮮和印象底泛濫的詩，是那個十七八歲的眼色溫順的少年人寫出的么?”⑦胡風進而以詩的筆觸描述了田間的詩歌創作歌唱“戰爭下的田野，田野上的戰爭”，“他歌唱了黑色的大地，蘭色的森林，血腥的空氣，戰斗的春天的路，也歌唱了甜蜜的玉蜀黍，青青的油菜，以及憂郁而無光的河……。在此基礎上胡風得出明確的判斷：民族革命戰爭需要這樣的“戰斗的小伙伴”!這顯然是一種建立在感受基礎上的理性剖析。這既是現實主義方法，也是人文學科的科學方法，也正是胡風現實主義思想方法的特點所在。此外，現代文學批評中李健吾和唐等人的理論批評，都不同程度具有這樣一種特點。
相對而言，形式主義語言學的方法和結構主義的方法在中國的文化語境和動蕩的社會背景下較難以立足。但袁可嘉寫于1946年的《詩與晦澀》一文卻是一個例外。袁可嘉本人是詩人，但這卻是一篇對于現代詩歌進行科學的語言分析的論文，又是借鑒西方理論分析中國詩歌的文章。更重要的是，該文似乎是逆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潮流而動，對現代詩歌中的晦澀現象進行系統的辯護。我們在此關心的不只是該文的詩歌立場，更主要的還有該文所表現出的思想方法，即語言分析的方法。無獨有偶，另一位90年代詩人臧棣也寫了一篇題為《現代詩歌批評中的晦澀理論》的文章。該文顯然比袁文視野更為開闊，論述也更為深入、全面，所謂科學的分析方法體現得也更為充分。這之中肯定有著某種并非偶然的原因。而在經過80—90年代文學研究新方法的洗禮之后，中國當代詩歌研究者已經可以把這樣的科學方法運用得得心應手。而且不僅是詩歌，黃子平的《同是天涯淪落人 ——一個“敘事模式”的抽樣分析》一文從原型結構的角度分析張賢亮的《綠化樹》，認為其中的情節和意識都暗合了中國古典戲曲、小說中的“公子落難”的模式，成為一種具有科學性的文學解讀。許子東的《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50篇文革小說》運用結構分析的方法解讀50篇文革小說，也是一種成功的嘗試。
現代文學研究中所謂科學方法的運用在今天事實上已經變得非常普遍。除了上面談到的幾種以外，比較的方法、解釋的方法等，也都具有明顯的科學方法特征。但現代文學研究中的所謂科學方法表現出的非文學性問題也愈益明顯，并早已引起學術界有識之士的關注。西方現代學者加達默爾、韋勒克等早就對文學研究中的所謂科學方法提出尖銳批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由于社會和文學發展的諸多原因，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既缺乏對于科學方法的追求，也缺乏對于科學方法的反思。可喜的是我們注意到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已經開始對現代文學研究科學方法展開批判性思考。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推進現代文學理論批評的健康發展。
注釋：
①②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下卷，第247、20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③⑤參見歐陽康主編《人文社會科學哲學》，第108、25頁，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④黃曼君主編《中國近百年文學理論批評史》，第138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⑥維柯《新科學》，［375］，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
⑦胡風《胡風評論集》，上冊，第40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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