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朱子學為例看中國哲學發展方向論文
近一段時間，中國哲學史界對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對其合法性問題的探討直接指向中國哲學學科的傳統范式，從而引發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危機感以及如何建構中國哲學史新體系的理性思考。然而我們又發現自中國哲學史合法性問題提出以來的幾十年里，中國哲學史學科依然不斷發展，成果輩出,呈現出另一派繁榮氣象。對中國哲學史的發展，筆者認為應當充滿信心，而問題的關鍵在于解決21世紀中國哲學發展的方向，使中國哲學能夠健康穩步地向前。中國哲學的發展不在于重新構建，而在于如何在原有基石上的創新。程朱理學在宋元時期逐漸成為顯學，對宋以后中國社會七、八百年的思想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中國封建專制統治后期的正統思想理論。我們可以借鑒程朱理學發展特點，來觀照當今中國哲學發展的方向性問題。
朱熹理學思想與孔子禮學思想的屬性，雖然是一字之差，但是它們所體現的內涵與特質有著非常明顯的差異性。孔子在禮學思想的構建中更加注重其內在的思想性，而沒有過多地關注其思想的適用性，以至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家的統治階層無法運用其思想體系來規劃上層建筑。而朱熹理學思想則是在孔子內在思想性特征基礎上，通過包括荀子、董仲舒、張載、二程等人的演化、橋梁，寓政治、道德與思想意識為一體，充分體現了其思想體系的民族文化傳承性、經世致用時代性、社會大眾性和理性科學化。而民族文化傳承性、經世致用時代性、社會大眾性和理性科學性也正是中國哲學在新世紀發展的最基本的方向。
其一，民族文化傳承性。朱熹在思想上的傳承性特征反映了朱熹理學體系理論淵源深刻的一面，是一種揚棄的創新的思想體系。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巨大的差異。朱熹理學思想的傳承首先是道統包括法統上的傳承。在批判與吸收韓愈道統論思想基礎上，朱熹推崇周敦頤與繼承了二程以理論道、以義理解經的道統觀，描繪了理學新道統的承續圖。把由他首創的道統”賦予了非常深厚的內涵，保證了朱熹思想理論基石的穩固性，使其思想更易獲得世人的認同，隨之也確立了朱熹在中國文化傳人中的地位。黃□就直截了當地將朱熹立為繼承先哲道統的傳人，指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
朱熹思想的傳承又是經典四書》上的傳承。朱熹是我國文化史上第一個將大學》、中庸》、論語》及孟子》‘四書”集為一體加以闡發者，他以畢生之力注釋‘四書”認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是不可處”語類十四）。把四書”作為理會萬物萬事的初始，很顯然朱熹已經將四書”取代了儒家待》、書》等五經”的經典意義上的地位。朱熹對四書”的集注，既表明了對孔子論語》等思想的推崇與承續，同時也反映了朱熹思想更廣闊的空間感。朱熹在思想的傳承也是在思想融合方式上的傳承。朱熹在思想的形成過程中以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精神相當廣泛地吸取了各學派學說中的合理內核，繼承濂、洛之學，包容了儒釋道及其他地域性學派思想，正如全祖望宋元學案》中指出，朱熹綜羅百代”‘遍求諸家，以收去集長之益，若墨守而屏棄一切焉，則非朱子學也”而這種思想融合方式也正是對儒家所具有的善于選擇、改造、綜合的繼承。在這一點上，朱熹思想體系和荀子建立以儒學為主體、綜合諸子百家的荀學體系是走過了相同的道路。朱熹思想的傳承也是對諸具體思想的傳承。朱熹通過注釋論語》，詮釋了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得，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思想。朱熹所說凡聽五刑自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后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就是非常明顯地延續了禮記?王制》的思想內容，同時朱熹更多地是繼承了荀子為代表的崇禮重法、內法外儒思想。荀子的禮法觀與朱熹的義理觀也有比較明顯的傳承性。戴震明確地指出：荀子之所謂禮義，即宋儒之所謂理。”宋儒立說，似同于盂子而實異，似異于荀子而實同也。
當今中國哲學的發展應當傳承什么呢？筆者認為應當傳承具有民族性的優秀傳統思想文化。在中國哲學發展的道路上必須解決好民族化與世界化的相互關系。整個世界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依據世界文化遺產評價標準，民族性本身就是全球的、世界的，每一個個具有特殊氣質趨向的民族文化共同組成了全球型的文化，而且每一個文化在一定時期都將相對保持文化的獨立性。世界的發展與一體化進程的飛速發展，促使民族性文化發生新的變化，各種文化之間具有很強的互動、互融性，也使民族文化的獨立性在逐漸削弱，趨于一同，因而也就造就了世界文化同一性與民族文化多樣性并存的格局。中國哲學應當保持其民族性，并進一步促進其向民族化方向發展。民族化是哲學全球化的具體化，這是中國社會對西方哲學的要求，同時也是西方哲學研究適應中國社會生存發展的表現形式和必然趨勢。中國哲學無疑應當體現中國社會的特征，反映中國民族風格和民族精神，真正能夠融入世界文明文化圈的文化首先應當是能夠體現其獨特性、深厚性的民族文化。中國哲學的民族化就應當對中國社會發展具有啟示作用。中國哲學的民族化就應當更新傳統理念與方法，應當促進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不斷更新。以‘中國哲學”概念的界定問題為例，對于中國哲學這一術語、概念的規定性如何界定是否同樣有必要進行整理呢？我們認為不能用西方的‘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哲”理”或思想”來對照，不能以西方哲學為藍本予以勾畫。我們所講的中國哲學應當是在中國傳統哲理文化基礎之上并融了西方哲學內核的哲學，其本身已經具有中國文化的合理內核。無須過度地考證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詞義、詞源的差異，無須重新對‘中國哲學”進行構建，應當允許這一概念相對穩定地存在，至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并不會對這一概念的內涵產生分歧。對于‘中國哲學”概念、內容所要做的是從技術層面上的創新、思想觀念的創新。
其二，經世致用時代創新性。朱熹的理學核心就是政治哲學，他所倡導的‘理”就是治國之理，其理學思想是與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恰是朱熹思想所具有的深刻政治性，對君主專制有著極其重要的維護作用，才使之能夠成為引導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幾百年政治活動的思想規范。理學正統化的過程，也就是進一步滿足中國封建專制統治需要的過程，也即進一步與中國文化融合的過程。體現了中國文化所固有的民族性。維護封建君主制度是其意識形態的重心所在。在朱熹之前的理學家或者說是儒學家們很少進行政治性著作的寫作，這一點上朱熹與其他人是有較大差異的。朱熹的道統論同樣具有很強的功利性，道統并非只是理學家、儒生獨享之物，也為后世統治階層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圣人之道，時常適時地被統治者加以利用。康熙帝就認為：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系也。”而且他還詔告大臣帝王之學以明理為先，格物致知必資講論”提出‘內閣諸臣或朕自講朱注，或解說講章。朱熹重視法律的治道之功能，并沒有將政刑排斥在治國方略之外，而是將在義理指導下的政刑納入其平天下的王道之中。德、禮、政、刑均是治國的方略，在治國過程中相為始終，不可以偏廢”反映了朱熹法律思想的統一性。我們應當認識到朱熹提出德禮為政刑之本并不是意味著朱熹不重視政刑,而是恰恰相反，朱熹一貫重視政刑在治國中的作用，認為天下事大不可輕者，無過于兵刑，將刑放在天下要務來看待，而且政刑是治己治人著實有用的事業。朱熹說過：若論為學，治己治人，用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改變了過去重理論輕實踐的儒者習性，強調了治國治民的時代適宜性。
朱子之學其學術上最具特色的是發展與創造性。朱子學的創新體現在二個方面：一是能夠依據原有的思想學術加以發揮，對原有思想體系進行更新，在對待漢唐經學上朱子就欲創造出一番新經學”貴在發揮；另一方面就是能自立說，‘朱子終是一卓越之理學家，因其有創見，能自立說，與標準之經學家畢竟不同”朱熹不僅僅滿足于舊有體系的闡發，而是實欲發展出一番新理學從舊思想中發展出新體系。
哲學是時代智慧的結晶，是時代文化的反映。時代文化文明的發展又促進了哲學的發展與繁榮，為哲學提供了諸多新的課題。哲學必須與時代緊密聯系起來。20世紀是中國哲學對傳統文化詮釋、批判與發展并形成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哲學發展的重要過程；進入21世紀，中國哲學的發展將在更加立足于新時代特征的基礎之上，發展新文化。我們不能僅僅將中國哲學作為過去客觀存在的‘哲學史”來研究，不能總是停留在原有概念思想的詮釋、注釋與推導上，而不能注重重新構筑中國哲學在世界文化發展大趨勢下新的特質，我們應當充分詮釋、梳理、把握中國傳統哲學原有智慧，以民族精神和時代要求全面、進步、客觀地研究中國傳統哲學，使之更加適應先進文化發展的根本需要。
其三，社會大眾性。朱子之學向來非常注重思想的社會化。在宋明王朝統治者的表彰推崇、世家大族追求持守、朱熹思想魅力的影響和后世學者傳播下，理學思想在宋明時期更加通俗化和社會化，關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普通百姓生活中，‘忠孝節義”已經成為最基本的道德規范，使理學思想進一步的倫理化、宗法化。朱熹為此專門編撰了古今家祭禮》、家禮》，積極向朝廷要求頒布政和五禮新儀》，猶如黃宗羲所言：‘民間吉兇，一依朱子家禮》行事。”7]。朱熹在談到他編撰小學》時說：古者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講而習之于幼稚之時”朱熹在這里道明了編撰蒙書的目的就是為了向童蒙灌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朱子之學對于維護宗法社會有著重要作用。朱熹積極倡導君臣父子之天分，明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序欽疏貴賤之儀，有力地強化了封建宗族觀念，正如清初休寧趙吉士所言：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攙入者,其風最為近古，出入辭讓，姓各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中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禮，彬彬合度。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于他邑，千年之□，不動一□，千丁之組，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朱熹以義理惟核心的法律思想體系對于宋以后中國基層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其突出體現在對社會世俗禮儀、經濟規范觀念及行為上的影響。洪武三十年(1397)，大明律誥完成，朱元璋曾御午門，宣諭群臣曰：朕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廣大徽商無不以朱子理學‘誠信”接人待物，從商經營。
就中國哲學發展而言，必須能夠具有滿足普通大眾對哲學需要的大眾化，經濟發展是激發大眾文化流行的根源層面，新時代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哲學賦予了更多的大眾需求，人們需要接受更多新的哲學研究成果，能夠以更開放的心緒承接多樣性通俗化的哲學成果，作為中國哲學的研究者應當具有研究、傳播、宣傳中國哲學的雙重使命。社會大眾化的發展，一是研究內容上的大眾化，要求注重社會最一般的日常生活哲學研究；二是在表現形式上的大眾化，以多種大眾形式出現，讓大眾接受，充分體現中國哲學的通俗化、普遍受益性;三是在發展趨勢上體現大致的社會需求與追求，體現哲學的現世性。
其四，理性科學化。朱熹政治上主張采取正君心”限制君權，反對君主絕對專制集權，并且對官吏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與限制，使不法官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斂，從而減輕了老百姓的痛苦與負擔，有利于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與專制君主的立法目的相符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特別是庶民、平民的合理愿望與要求，具有初步批判君主特權和專制的積極作用，反映了其政治理性主義思想。朱熹在構筑理學體系時，善于用先進的自然科學思想為其思想體系作注釋，大量地吸收了當時先進的科學成果，反映了當時的先進文化，使其理學思想更具有科學理性特征，也使其思想更容易為世人所接受。正如李約瑟稱：理學的世界觀和自然科學的觀點極其一致，這一點是不可能有疑問的。……宋代理學本質上是科學性的。同時運用理”去解釋社會與自然現象，有意識地將科學與理”掛起鉤來。
中國哲學要有新發展也必須走理性科學化道路，這是現代知識發展的新起點。中國哲學理性科學化主要是研究方法的科學化、治學態度的科學化以及哲學理論建設的科學化。科學態度的理性化，弘揚理性精神是克服傳統障礙的有效途徑，理性精神要求尊重科學，勇于探索。過去我們對研究方法的科學化問題并沒有更多地探索，難以及時更新研究方法，而是比較習慣于用傳統的哲學研究方法與套路，缺乏研究方法的創新精神。隨著社會科學的深入發展，哲學研究已經向更深層次前進，這也同樣要求一方面要保持中國哲學研究的傳統研究方法與技術；另一方面，又要提倡采用、借鑒跨學科的新方法，注重綜合、整體性研究。這也同樣要求一方面對自身特色的研究方法的創新，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了解、吸收、融會西方先進的研究方法。哲學的科學化也要求注重治學態度的科學化，要求樹立‘嚴謹、誠實與正義”的科學態度，追求‘正義”是哲學研究的價值目標之一，培養高水平的專業修養與素質，這也同樣要求哲學研究者不能過度追求新奇”與名利，不過度追求哲學研究的政治化。作為研究者除了掌握哲學的理論方法和技能外，還要進一步拓寬知識面，具備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多學科基本知識。哲學的科學化也要求注重哲學理論建設的科學化問題。
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已經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方法論體系，已經具備了構建新時代下中國哲學的理論體系條件，這一體系的建立，中國新一代學者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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